四 奋发图强过难关
毛泽东对探索中的失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1959年底至1960年初,他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在杭州集中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观点。特别是关于如何认识经济建设规律、把握价值法则、实行工农业并举、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不发达和发达的两个阶段等,都是来自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对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一步思考。
1960年6月,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十年总结》的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后10年间的探索历程,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邓小平认为这个总结是“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时间进入1961年。面对经济上面临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此,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中央全会一开完,毛泽东就组织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农村调查。在他的带动下,几乎所有的中央主要领导都到一线进行调查研究。其中刘少奇去了湖南老家,周恩来去了河北邯郸,朱德去了四川,陈云去了江苏青浦,邓小平去了北京顺义。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奋发图强,共渡难关。
在挑战面前最能够看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新中国就这样在艰难跋涉中走进了1960年代。这是一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一场石油大会战于1960年迅速拉开了序幕。4万多名职工从全国各地齐聚在东北平原,他们中间有一支功勋钻井队,来自嘉峪关外的玉门油田,队长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铁人”王进喜。
钻机运到了,没有装卸工具,王进喜就带领工人们人拉肩扛;打井需要大量用水,没有运输工具,他们就肩挑手提。工人们就是采取这样的办法,在5天多的时间内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当时的最高纪录。
王进喜
陈永贵
只有亲身经历了那种场面的人,才能体会到什么叫艰苦创业,什么叫奋发图强。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的豪言壮语,在那个年代鼓舞着多少人去艰苦创业。
陈永贵,是当年与王进喜齐名的劳动模范。他来自太行山北麓一个名叫大寨的小山村。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面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灾害,他提出战天斗地的口号,带领村民白手起家、重建家园。
大庆和大寨,成为当时工农业两条战线的两个样板,王进喜和陈永贵,也成为人们广泛学习的两个著名劳动模范。
1961年3月,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农业六十条》后来几经修改,其修正草案不仅取消了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而且提出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初步调整了农村政策。
继《农业六十条》之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工作条例都先后制订出来了。其中包括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和《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李先念等人主持制订的《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聂荣臻主持制订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学十四条》);周恩来督促制订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等。这些条例出台之后,对于国民经济以及教育、科学、文艺政策的调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中央之所以花这么大的力气制订这些条例草案,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因为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之中,得出一个教训,单有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贯彻总路线所需要的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这就是1961年制订的各个部门和行业的工作条例。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对近几年来的失误和挫折进行深刻的反思。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重点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同时讲到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
七千人大会之后,刘少奇主持“西楼会议”,指出现在的形势仍然处在“非常时期”。陈云认为,有了各个部门的具体条例,这还不够,还必须处理好它们之间的综合平衡关系,形成总体的全局性的工作路线。会后重新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起草关于1962年的调整计划报告,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
第一件措施就是大力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第二就是大力压缩基本建设;第三就是缩短工业战线;第四就是进一步从人力、财力、物力上支援农业,因为吃饭是最重要的。
由于采取了这些果断的措施,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取得较快成效,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到1962年底,中央宣布,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度过了。
困难在渐渐消退,领袖的故事、人民的奉献、英雄的传说,却永远地流传下来。
雷锋
时传祥
焦裕禄
这一年,一名普通解放军战士的故事在神州流传,他的名字叫雷锋,他艰苦奋斗、助人为乐的故事家喻户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是他的名言。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他因公殉职后,部队所在的抚顺市,有近10万普通市民自发前来送行。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为他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成为那个年代最响亮的口号。
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在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平凡事迹传遍大街小巷;
在上海,南京路上好八连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被人们争相传诵;
在河南,县委书记焦裕禄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深入人心;
在内蒙古,草原英雄小姐妹与风雪搏斗的感人故事广为流传……
正是在那个艰苦创业的调整年代,新中国国防工业取得重大突破,一举奠定了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1961年,在苏联已经撤走专家、带走图纸的严峻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为中心,加速发展国防工业的重大决策,毛泽东批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一批批著名科学家开始隐姓埋名,进入大西北的戈壁沙滩,
经过几年的辛苦努力,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终于在罗布泊试验基地爆炸成功。消息传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已经华灯初上,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在这里拉开序幕。
史诗《东方红》的参与者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天,1964年10月16日,发布消息的周恩来兴奋得难以自持,因为主席特意关照,要把一桩更大的喜讯告诉大家,那就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一天实验成功了。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当晚,新华社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告》,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公告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
1964年底到1965年初,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第一次完整地、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总结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长期思考,是带领全国人民艰辛探索的最新成果,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号召力。
十年探索,倍感艰辛;有曲折,也有失误,但成就是主要的。正如邓小平主持制订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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