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是列宁经常引证的俄国杰出现实主义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М.Е.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1826—1889) 的话,用以说明作者和读者之间存在着不应有的一种隔阂。
谢德林是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以讽刺文学享有盛名,曾一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起称霸俄国文坛。他一生创作了许多有高度艺术性的讽刺纪事小说和长篇小说,他那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全部作品都真实地反映出了俄国当时的历史。无怪乎高尔基说: “不假谢德林之力,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高尔基 《俄国文学史》 4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谢德林的作品对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国革命者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列宁对他评价甚高。谢德林可以说是列宁最喜爱的小说家: 列宁在著作中引用他的话多达400多处。(参见杨育乔 《世界讽刺文学的巨匠》,《兰州大学学报》 1989年第4期) 列宁还把它作为对思想敌人进行斗争的武器,要求布尔什维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人员都阅读谢德林的作品。他建议: “一般说,不时在 《真理报》 上提一提,引用并阐释一下谢德林及其他 ‘旧’ 民粹主义民主派作家的作品,是很好的。这对 《真理报》 的25 000名读者说来,是合适的,有意义的,并且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用另一种口吻使工人民主派的许多当前的问题得到阐明。” (46卷140页)
米· 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
“作家管写,读者管读” 一语出自谢德林的特写集 《五光十色的书信》。他在书中写道: “显然,俄国的读者认为他是他,文学是文学。作家管写,他这个读者管读。如此而已……作家一遇到困难,读者就溜之大吉,使作家感到如置身荒漠之中……” 谢德林在这里主要是谴责自由派读者,这些自由派读者很爱阅读进步报刊,然而一旦进步报刊受到迫害,他们便噤若寒蝉。他同时也指出,“读者与作家之间没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是出现这种 “作家管写,读者管读” 的局面的原因之一。(参见45卷414页)
列宁多次在文章和信件中引证谢德林这句话。1903年2月,列宁在致 《火星报》 代办员弗·威·林格尼克的信里谈道: “我们每月都要从全国各个角落收到几十种、几百种传单、报道、通讯和书信,但是没有一篇 (请你们好好地考虑一下 ‘没有一篇’这几个确切的字眼所表达的确切意思吧!)报道谈你们在群众中散发这几百份书刊的情况,谈对群众的影响如何、群众的反应如何,以及群众座谈这些书刊的情况! 你们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作者管写,读者 (知识分子) 管读……” (44卷328-329页) 无论是流亡国外期间还是十月革命后,列宁都经常与群众交谈,及时了解他们的要求和愿望。
列宁认为,党报中存在 “作者管写,读者管读”的现象源于作者对其读者不甚了解,或者想当然地去推想读者需要读的东西。列宁在信中就直言不讳地批评道: “谢德林的公式 (作家管写) 对 ‘读者’的看法未免太乐观了!! ……那些 ‘实际工作者’ 连他们所能取得的百分之一都利用不了,这是事实。而实际工作者关于特种 ‘群众性的’ 书刊的臆想只不过是一种搪塞和推脱责任的表现,这也是同样无疑的事实。” (44卷330页)
列宁特别重视基层群众反映的情况,要求报纸的内容必须是群众十分关心的问题,这样才能打破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隔阂。1904年12月12日,他在 《给同志们的信》 中指出: “希望所有把这个机关报看作自己的机关报并意识到一个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义务的人,永远抛弃资产阶级对合法报纸通常所习惯的那种想法和做法,如说什么写是他们的事,读是我们的事。” (9卷86页) 而最好 “让工人们有更多的机会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可以写各种各样的问题,尽量多写些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兴趣的问题和工作情况” (9卷86-87页)。
列宁强调通过报刊来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情绪,以及读者的兴趣所在,而分析读者来信、开展读者调查就成为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1922年1月26日,列宁在给俄共 (布) 中央主办的日报《贫苦农民报》 副主编维·阿·卡尔宾斯基的信中要求他回答如下问题: “ 《贫苦农民报》 接到多少封农民来信? 在这些来信中有什么重要的 (特别重要的)和新鲜的东西? 情绪如何? 迫切问题是什么?” (52卷236页) 3月21日,卡尔宾斯基给列宁送去关于报纸收到来信的综合报告,并在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 给您寄上当前的 ‘晴雨表’,……该报给您提供过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您起草有关农民的一些重要法令时可能是很有用的。” (43卷495页)
列宁还要求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放弃 “作者管写,读者管读” 的错误想法和做法,而要了解思想理论工作的对象,少谈些空论,多与群众交朋友,多接近生活,关注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疑惑。1905年9月20日,列宁在给党的地方组织负责人谢·依·古谢夫的信中写道: “要制定明确的、有思想性的内容,单给中央机关报撰稿是不够的,还必须同实际工作者共同讨论如何理解这些和那些原理,他们实际上如何贯彻这些和那些观点。不这样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就会悬在空中,就会不知道它的宣传是否被领会了,对这些宣传反应如何,实际生活如何改变这种宣传,需要作哪些修改和补充。不这样做,社会民主党人就会降低到这种地步: 作者管写,读者管读。” (45卷92-93页)
在 《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一文中,列宁再次引证道: “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各个党组织中去。出版社和发行所、书店和阅览室、图书馆和各种书报营业所,都……应当注视这一切工作,监督这一切工作,把生气勃勃的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这一切工作中去,无一例外,从而使 ‘作家管写,读者管读’ 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 [俄国作家伊凡·亚历山大洛维奇·冈察洛夫同名长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具有空谈与自由散漫习气的人——引者注] 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 (12卷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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