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使用的一对概念，展现了他对自由报刊性质的认识。这对概念出现在马克思1842年4—5月间发表于 《莱茵报》 的四万字长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这篇文章评论了一年前普鲁士莱茵省第六届等级会议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其他相关问题的辩论。

在辩论中，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诸侯等级代表莱茵哈德·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 (Reinhardt Graf zu Solms-Laubach，1801—1870) 说： “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在极大的程度上促使了革命的爆发，结果使二分之一的领土沦丧。” (2版1卷150页) 这里涉及荷兰和比利时的历史。比利时原是荷兰的一部分，1830年8月，比利时发生反对荷兰人统治的起义，经过激烈的巷战，荷兰军队败退，比利时宣布独立; 1839年，比利时的独立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当时的多数人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正面评价，但这位没落伯爵则认为是坏事，无端地将比利时革命归罪于荷兰的新闻出版自由。

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 (画)

1808年拿破仑褫夺 “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国号，德国一大批诸侯贵族没落了。到19世纪40年代，“伯爵” 这样的封号已有名无实，但这些没落贵族拥有加入普鲁士国王御林骑兵的血统资格，因而政治上的愚忠和知识结构的贫乏成为这类人的共同特征。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就是这样一个 “诸侯等级”的代表。他1822年加入皇家骑兵团，1833—1843年在第七骑兵团任职，这期间成为莱茵省议会的诸侯等级的议员。1843年获上尉军衔并担任第五骑兵团指挥官。1846年获上校军衔并先后任第八骑兵团和第十三骑兵旅指挥官。1851年获文职少将军衔。

马克思嘲讽了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关于要求报刊 (马克思在论证中经常将 “新闻出版自由” 与“报刊”相互替代使用) 防止沉重国债的奇谈怪论，接着他反驳说： “在英国，报刊是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荷兰和瑞士的情况也是一样。在对待历史基础方面，报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呢? 是反映它，抛弃它呢，还是发展它? 辩论人对报刊的这三种做法全都加以责难。”(2版1卷151页) 马克思认为，不能要求报刊承担全部历史发展的责任，但报刊以精神的方式参与历史发展。“假如比利时报刊站在革命之外，那它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报刊; 同样，假如比利时革命不同时又是报刊的革命，那它也就不成其为比利时的革命。人民革命是总体性的，这就是说，每一个领域都按自己的方式起来造反; 那么，为什么报刊自身就不应该这样做呢?”(2版1卷153页)

在这些话之后马克思写道：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 [指佐尔姆斯-劳巴赫伯爵——引者注] 对新闻出版自由所持的历史观点的关键问题。自由报刊的人民性 (大家知道，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他甚至要求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2版1卷153页)。马克思括号里面的话与前面的论述有关。这个伯爵要求荷兰的报刊为荷兰和比利时的全部历史承担责任，所以马克思说 “就连艺术家也是不用水彩来画巨大的历史画卷的”，意思是： 历史画卷是由浓重的笔墨画出来的，报刊只是水彩，它不能画出完整的历史，但参与历史的绘画。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是在论战中阐发的，涉及两个关于报刊的基本概念，即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和人民性，与之对立的则是这位没落伯爵所要求的：“各民族的报刊成为表现他的观点的报刊，成为上流社会的报刊，还要求它们围绕个别人物旋转”。

通过上下文的分析，马克思所说的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指的是： 自由报刊 “同本国的历史和特殊环境紧密联结”，以精神的方式反映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参与国家与民族的历史进程。报刊的这一独特的历史个性决定了它具有人民性，即体现人民精神，表达人民的意愿。这里所说的 “自由报刊”，是指与官方报刊相对应的非官方报刊。德国、荷兰一带是现代报刊的滥觞，16世纪以来报刊诞生、流通于民间，反映、参与着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进程，直到18世纪才出现官方报刊和书报检查制度，因而马克思对 “自由报刊的历史个性” 的论述是建立在德国现代新闻史基础上的。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具有的历史个性决定了它的人民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一版把马克思的这段话翻译得莫名其妙，没有展示出历史个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译文为 “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以特殊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1卷49页); 新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的译文 “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2版1卷153页) 把两者关系说清楚了。

马克思总结与诸侯等级辩论人的论战时，再次论述了自由报刊的人民性，并点明了反对新闻出版自由辩论人的利益背景。他写道： “辩论人究竟斥责新闻出版自由的哪些东西呢? 他斥责的是： ……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辩论人是否已经证明，德国的人民精神不能享有这一伟大的天赋特权呢? ……在形形色色反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人进行论战时，实际上进行论战的是他们的特殊等级。”(2版1卷155页) 其中 “英勇喉舌” (rücksichtslose Sprache，见德文版1卷40页)翻译有误，应为 “鲁莽的言语”。在诸侯等级辩论人看来，自由报刊表达的人民精神是鲁莽的言语。

1842—1843年间，马克思关于自由报刊人民性的论述很多。正是由于他认为人民性是由其历史个性决定的，因而他一方面论述了报刊是人民精神的表达者，另一方面也承认报刊同时显现了人民的缺陷，如报刊上反映的各种民间道听途说。他认为只有随着人民精神的成熟，报刊也才会成熟起来，具备道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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