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最早使用的一个对报刊加以归类的概念。1842年4月，他针对普鲁士贵族议员以是否忠于王室为标准将报刊划分为好、坏两类的情况，提出了受检查的报刊和自由报刊的区分。他认为，这两类报刊的特点截然相反，“自由报刊的本质，是自由所具有的刚毅的、理性的、道德的本质。受检查的报刊的特征，是不自由所固有的怯懦的丑恶本质，这种报刊是文明化的怪物，洒上香水的畸形儿”(2版1卷171页)。马克思将当时的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以及后来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列为顽固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他讲的自由报刊，也包括那些形式上被迫接受检查但不断反抗检查的报刊。

在专制主义的官方报刊与自由报刊对立的社会环境中，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能够比较全面地反映人民的声音。他把报刊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社会性质称为“历史个性”，指出： “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以及它所具有的那种使它成为体现它那独特的人民精神的独特报刊的历史个性——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2版1卷153页) 在这段论战性的话中，他明确谈到报刊的历史个性所决定的人民性，即自由报刊这种走向社会化的交往媒介，与人民有更为自然的密切联系。鉴于自由报刊不接受书报检查并以各种方式反抗书报检查，马克思把自由报刊看作人民对自身认识的一种真实表现，他说： “自由报刊是人民在自己面前的毫无顾虑的忏悔，大家知道，坦白的力量是可以使人得救的。自由报刊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审视是智慧的首要条件。”(2版1卷179页)受检查的报刊缺乏的恰恰是这种积极的自我认识，“最大的恶行——伪善——是同它分不开的; 从它这一根本恶行派生出它的其他一切没有丝毫德行可言的缺陷，派生出它的丑陋的 (就是从美学观点看来也是这样) 恶行——消极性。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2版1卷183页)。马克思1860年评价波拿巴专制下的巴黎报刊时也讲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它们是 “被阉割了的”(15卷111页)。

青年时代的马克思 (画)

鉴于自由报刊的非官方地位，马克思认为它可以成为社会的第三个因素。1842年年底，《莱茵报》 的记者由于报道了摩泽尔河地区种葡萄的农民生活贫困而引起省总督的指责。马克思在以该记者的名义进行辩护时，谈到报刊面对事实时所处的中立地位问题。他说，管理这些地区的官员 “不会毫无偏见地评述这些生活条件，正是因为这些条件有一部分是他造成的”(2版1卷372页)，而 “种植葡萄的私人也同样无法否认，他们在下判断时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到了私人利益的影响，……他们的陈述总是带有私人申诉书的性质” (2版1卷377页)。“这样，为了解决这种困难，管理机构和被管理者都同样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就是说，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 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2版1卷378页) “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报刊是带着理智，但同样也是带着情感来对待人民生活状况的; 因此，报刊的语言不仅是超脱各种关系的明智的评论性语言，而且也是反映这些关系本身的充满热情的语言，是官方的发言中所不可能有而且也不允许有的语言。最后，自由报刊不通过任何官僚中介”(2版1卷372、378页)。马克思意识到了自由报刊在许多现实矛盾冲突中可以充当第三个因素的可能性。所谓第三个因素，即是指报刊作为不介入矛盾双方的第三者，提供发表意见的场所。这样的认识有些理想化了，但反映了马克思关于报刊的社会作用的一种认识。

马克思还多次从报刊社会监督的角度，将自由报刊比喻为眼睛。在 《莱茵报》 工作时他说： “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随时睁开的眼睛” (参见1卷74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在 《新莱茵报》 工作期间，他再次指出： “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 (参见6卷275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

马克思把自由报刊比作玫瑰花，他希望人们在看到报刊的各种短处时，能对报刊的社会监督作用(玫瑰的刺) 在权衡利弊的前提下予以肯定，他说：“请想一想，不容忍自由报刊上那些令人不快的东西，也就不可能利用它的长处。不要玫瑰的刺，就采不了玫瑰花!”(2版1卷179页)

由于自由报刊可以促进人民的自我思考和自觉参与，因而马克思十分看重自由报刊对社会发展的作用。1853年，他在论证印度复兴的条件时指出，成熟的自由报刊是三个基本条件之一。他写道： “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2版12卷246页) 他讲了印度复兴的三个条件，即用电报网巩固起来的政治统一、现代化的印度人的军队、自由报刊。其中第一个和第三个条件与现代社会交往媒介有关。鉴于当时欧洲专制主义的报刊和民族冲突妨碍社会交往发展的情况，马克思强调印度新社会的报刊的民族融合性质和出版自由的背景。他从年轻时代起就多次表达过关于报刊社会地位的思想，在这里，他看到了符合他理想状态的自由报刊; 用电报网巩固政治统一，则表现出马克思对现代信息交往作用的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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