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1900—1976)曾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两度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为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 (1935)

一、张闻天最早提出并论证了反对 “党八股”的问题。1932年11月，他在中央机关刊物 《斗争》第31期上发表文章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批评宣传鼓动的方式死板、千篇一律、笼统武断等问题，然后概括地写道： “我们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党八股 (又名 ‘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 ( 《张闻天选集》 16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他为党八股开列的表现有： 脱离群众，只知道千篇一律地、学院式地说一些死板的话; 不看时间、具体问题和对象，背诵党八股的教条; 对问题的判断主观武断，只会简单地说 “这是欺骗”，或者高喊 “打倒”; 不考虑报刊、集会是公开还是秘密，一定要把一套党八股的话说完才罢休; 忽略宣传的组织工作，只会做形式主义的表面文章。

从张闻天的论述看，他的思路和后来毛泽东于1942年 《反对党八股》演讲的思路很接近。他那时就看到并总结了党八股的各种表现，批评中肯、到位。在对党八股的表现形式、危害性、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等方面，张闻天和毛泽东对党内传播问题考察的眼光是相同的。当然，经过又一个10年的考察，毛泽东关于党八股的论证显得更深刻、完整。也正是因为毛泽东的论证出了名，张闻天在当时提出的问题和进行的论证，彰显出他在理论上的创新。

二、张闻天在中国最早全面阐述列宁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的思想。列宁在1919年的文章 《论我们报纸的性质》 中的一些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些党领导的刊物上有所提及，由于秘密出版，知道的人很少。这篇文章最早被全面介绍给中国共产党人，起源于1933年张闻天发表在党中央机关刊物 《斗争》第38期上的文章《关于我们的报纸》，大约6 000字。

当时中央苏区的报纸空话很多，张闻天谈到，报纸上经常议论反对官僚主义，但是翻阅了几十期报纸，几乎找不到关于官僚主义的具体事例; 报纸上反对贪污和浪费的口号很多，却几乎没有揭发一项这样的事例。他引证列宁的话说： “我们还没有同具体的罪恶的负责者作切实的，无情的与真正的革命的战争。我们还很少从生活各方面利用活的，具体的例子与模范来教育群众——而这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时期的报纸的主要任务。” 他大段地引证了列宁批评报纸没有揭露的各种社会坏现象，“如若写的时候，也是官样文章的写法”。他还引证了列宁十月革命关于报纸的一个基本思想，即从政治喧嚣转向生产建设的话题 ( “少些政治的清谈，少些知识分子的议论。更同生活接近些”)。

张闻天从列宁的这篇文章中整段摘引了三处，基本把列宁文章的主要部分做了介绍。在引证的过程中，他论述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纸要具体报道和揭露社会不良现象的任务。他写道： “在我们的苏维埃机关内，苏维埃国家企业内，像列宁所说的这类保持着旧时在地主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传统的家伙，当然不在少数，然而我们的报纸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全总执行局的机关报 《战斗》 上也很难找到一个国家企业内破坏劳动纪律，使生产力低落的个别坏蛋的分子。我们讲了许多关于劳动法劳动纪律的话，然而对于这种事情则默不作声，这种情形，请问还能继续下去吗?” “必须把那些官僚主义者从他们的安乐窝里拖到苏维埃的舆论的前面，在全苏区的群众前面，具体的指出他们的一切罪恶。”( 《张闻天文集》 1卷424、42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 他说的 “拖到苏维埃的舆论的前面”，正是我们现在的舆论监督。

列宁的文章中提到在报纸上设立 “黑榜”，张闻天与此对应，提出报纸 “红板” 的概念。他批评说：“在我们的报纸上却天天是模范，然而模范的实际内容，却是谁也不知道。” 他要求 “红板” 必须报告真正的、具体的模范事迹，而不能把所有买公债的人都列到红板上，“每一个买公债票退还公债的人都列名红板，请问这样的红板还有什么价值!” (《张闻天文集》 1卷425页)

现在研究列宁文章的背景，我们知道列宁的论述针对的是无商品交换条件下由于缺少激励机制而造成的社会混乱，他要求报纸进行揭露，达到遏制的目的，与中国中央苏区的情形完全不同。但是，张闻天能够结合中国中央苏区的具体情况，将列宁所谈的报纸没有承担自身职责的种种表现，很恰当地用于批评中国中央苏区报纸的不足，最早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党报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报纸在党掌握政权条件下的舆论监督作用。

三、张闻天要求党报的新闻必须真实。1931年毛泽东在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 的文件中要求“严谨扯谎”，提及当时的党报10倍地夸大胜利战果。(参见文选29页) 张闻天在 《关于我们的报纸》一文中也谈到很多具体的假新闻。例如江西省地区计划在1933年扩大红军3.5万人，但到这年11月15日，扩大红军不到5 000人。张闻天在检查报纸时发现，光是江西一个县17天内的扩大红军数字已经是3 383人了。他认为这种假新闻是 “危险” 的：“依照 《红中》 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非常乐观的结论，就是我们不但完成了我们的计划，而且可以超过我们的计划。然而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他气愤地说，实际情况对 《红色中华》 记者“以冷酷的嘲弄” ( 《张闻天文集》 1卷421页)。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对当时中央苏区党报的新闻不真实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表明，在党掌握局部地区政权的早期，就已经存在夸大宣传的假新闻了。反对这种与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相悖的行为，成为党的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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