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把那些接受德国首相俾斯麦秘密资助、投效政府的报刊讥讽为 “爬虫报刊” (Reptilienpresse)。这里的 “爬虫” (Reptil) 严格来说是误译,原意是 “爬行动物” 而不是爬行昆虫,但翻译约定俗成,难以更改。
“爬虫报刊” 的喻证有一个演变过程。1866年普奥战争之后,俾斯麦使用罚没汉诺威国王乔治五世和黑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财产 (汉诺威王国和黑森选帝侯国在普奥战争中支持奥地利,战败后两国被普鲁士吞并,两国君主的私人财产被罚没充公) 收买报刊,掀起拥护其政策的宣传运动,并且拉拢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参与反法战争,更向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约翰·施韦泽进行贿赂,拉拢该组织站在政府一边。
1869年1月30日,普鲁士众议院讨论没收黑森选帝侯财产的问题,俾斯麦因为使用罚没诸侯财产贿赂报刊而受到了质询。俾斯麦一方面激烈回击并将那些为前选帝侯服务的代理人称为 “恶毒的爬虫”(b⍥sartige Reptilien), 另一方面则以下面的回答坦率承认自己实施了此类行为: “……我相信,如果我们致力于深入其洞穴中追捕恶毒的爬虫,以便观察他们到底在策动些什么行动的话,我们本应当得到你们的感谢。” 随后他对批评者嘲讽道: “……请你们不要对我们进行责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迫于形势而必须为此目的使用金钱; 你们还是自己先去试试看吧,是否能做到触摸沥青的同时又不弄脏自己呢?”
1878年6月5日《柏林马蜂》 刊载的漫画 《饲养爬虫》。图中戴尖顶盔的妇女象征普鲁士,其腰间布袋上写着 “韦尔夫基金” (Welfenfonds),周围是嗷嗷待哺的爬行动物。下方文字大意: 汉诺威王室 (韦尔夫王朝) 代理人温特霍斯特等人企图恢复其权力,令俾斯麦使用其罚没财产设立用来防备韦尔夫家族政治反扑的韦尔夫基金,并将该资金秘密用于扶植和拉拢各种 “爬虫报刊”
俾斯麦的这一表述得到广泛传播,于是秘密贿赂报刊宣传普鲁士政府政策的这笔基金此后便被称作 “爬虫基金” (Reptilienfonds)。这个喻证在传播中得到延伸,语义逐渐发生反转,后来不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的反对派,都经常将那些对政府官员阿谀奉承的新闻记者称为 “爬虫”,俾斯麦用来称呼其政敌的喻证,变成了用来指代俾斯麦所收买的那些报刊和其记者。俾斯麦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876年2月他在帝国议会演说中就颇为无奈地抱怨说: “爬虫这个词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把那些在隐秘处密谋反对我们的政策和国家政策的那些人称为爬虫。但是如今却有人把这个词翻转过来使用,并且恰恰把那些传达政府意图的人称作爬虫。”
俾斯麦对自己摆布新闻媒体的行为安之若素,因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俾斯麦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的竞争对手也同样毫无顾忌地运用这种手段争夺舆论优势。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新闻业的整体风气同样腐败不堪。与普鲁士争夺德意志主导权的奥匈帝国也在收买报刊上投入大量资金,该国政府曾打算资助德国激进自由主义的报纸 《曼海姆晚报》,因为该报持反普鲁士立场并支持奥匈帝国参与大德意志民族统一方案。普鲁士花费金钱通过代理人在巴黎收买法国报刊,并从1869年起通过资助的方式控制了德国最大的沃尔夫电讯社。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一定程度上是俾斯麦通过操控媒体触发的。他以当时普法两国争执不下的西班牙国王继承人问题为由,指使本国报刊就此煽动起针对法国的公众愤怒,接下来将一篇关于普鲁士国王和法国大使会面的秘密报告的内容进行篡改,并在获得爬虫基金扶持的 《北德意志总汇报》 上公布,法国将此举视为挑衅并随即宣战,俾斯麦遂如愿以偿地通过普法战争统一了德国。俾斯麦这样的政客主要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理解干预舆论和媒体的行为的,在他看来,收买报刊在政治上不仅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政府收买报刊的行为,以及接受贿赂的德国报刊和其记者,表现出极度蔑视。恩格斯1873年在评论全德工人联合会机关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 上的一篇文章时写道: “这篇文章的作者得到了从爬虫报刊基金中拨发的慷慨报酬,所以这篇文章特别卖力地大肆造谣。” (18卷359页) 1878年马克思评论德国大臣的议会演说时写道: “所谓全部德国报刊,就是所有那些拿政府津贴的爬虫报刊,唯独各派独立报纸除外” (45卷190页)。同年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某人与德国工人政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的关系时再次提及 “爬虫报刊”,指出: 他 “曾把爬虫报刊基金的主子的某些诡计透露给李卜克内西,并想因此而成为党员” (34卷323页)。当时有不少报纸还要通过积极表现争取获得爬虫基金的资助,例如恩格斯收到别人寄来的一份德国地方报纸后嘲讽地写道: “这家小报愿意卖身给爬虫报刊基金,但是该基金在这里已经有 《海尔曼》作为自己的报纸,并且认为: 一样货不付两份钱。”(34卷313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爬虫报刊不仅污染了舆论环境,也对工人事业产生了消极影响。
爬虫报刊的存在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国家的新闻业生态,此时欧洲的报刊大多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生存,经济上的困难较多,因而出卖职业灵魂服务于权贵的政治利益和宣教的现象不在少数,有些报刊以投机的方式主动充当权贵鼓吹手,以赢得权贵的青睐。因而,当时欧洲报刊总体上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能是有限的。由此可见,完善的新闻伦理和操守并不是先天和自发的,其形成和确立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
“爬虫基金” 的概念在现代德国社会语境中仍有“生命力”。在20世纪60年代,有媒体将西德政府用于竞选和赎买东德囚犯的秘密资金称为 “爬虫基金”。此后,政府用于在海外支付人质赎金的秘密资金被称为 “爬虫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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