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于20世纪初涉世，当时中国正处于民族解放和人民自强的年代，他主要通过激进报刊，包括梁启超的 《新民丛报》、同盟会的 《民报》、于右任的 《民立报》 等接受了先进思想。1920年11月，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工作时写的文章 《读书会的商榷》 指出： “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 的好方法。” (《毛泽东早期文稿》 54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会议上说： “我所愿做的工作，一是教书，一是新闻记者。”(中国记协网2007-01-12)

毛泽东提出 “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文章的版面

毛泽东投身社会之时，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那时他是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 的热心读者。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几年里，他总共花费约160个大洋，其中1/3用于订阅报刊。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时，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术团体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连续听课半年。后来他谈到在北京大学听邵飘萍讲新闻学时留下的深刻印象。1923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其中文科就开设了新闻学课程。显然，北大的这段经历对毛泽东理解新闻业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当时特殊的中国革命背景下，毛泽东考察新闻业的视角不是着眼于职业化的新闻传播，而是通过报刊、通讯社进行政治性的宣传。对报刊学理的熟悉，使他能够更充分地发挥报刊影响社会的功能。在成为共产主义者前后几年这一重大转变时期，报刊是他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方式。以下是他这一时期直接参加或参与的媒体活动：

1919年7—8月，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机关报《湘江评论》 周报。

1919年9—10月，主编湘雅医专校报 《新湖南》周刊。

1919年10—11月，参与周南女校学生会 《女界钟》 周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1919年11月，应聘为湖南 《大公报》 “馆外撰述员”; 1920年9月，再被聘为 《大公报》 的 “特约记者”，直至1922年12月。

1919年12月—1920年4月，创办平民通讯社并主持其工作。

1920年9月—1921年6月，参与 《湖南通俗报》 的编辑和撰稿工作。

1920年12月—1921年1月，主编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1921年4月，主编 《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国内的著名报刊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报刊包括北京的 《新青年》 《京报》《晨报》 和上海的 《申报》 《时事新报》 《民国日报》 等。

毛泽东主办或参与编辑的这些报刊和通讯社，除了湖南 《大公报》 外，均不是综合性新闻报纸，而是以宣传进步思想为宗旨的报刊。他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的特点，但目的是通过新闻和时评的传播，达到启蒙社会的目的。

毛泽东在湖南 《大公报》 工作期间 (1919—1922)，由于与直接的新闻工作紧密联系，因此得以阐发他对新闻与宣传关系的认识。

1919年11月15日湖南 《大公报》 刊登社会新闻：22岁的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毛泽东以 “馆外撰述员”的身份，以此为契机在报纸上发动了一场讨论。第二天，即11月16日，《大公报》 刊登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五贞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指出： 这件事情由 “三面铁网 (社会，母亲，夫家) 坚重围着”，这是 “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他呼一声 ‘冤枉’。”他还写道： “昨天的事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这件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该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此后的半个月中，报纸天天发表讨论文章，总共发表了4条消息和36篇文章。毛泽东本人写了9篇，他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引导讨论向纵深发展。

1920年，时任湖南省省长、督军的谭延闿想在南北对峙的夹缝中求生存，稳定自己的统治，提出“湖南自治”，还准备制定 “湖南宪法”。湖南 《大公报》 准备在 “自治” 上大做文章，特聘请毛泽东、金缄三、马文义为特约记者，并将聘书刊于报端。从9月3日至10月7日，毛泽东除进行动态性报道外，还在 《大公报》 上发表关于 “湖南自治” 的文章10篇，起到了明显的舆论引导作用，这是他 “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的又一次新闻实践。他发表于9月3 日的第一篇文章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写道：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3 000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此后42天内，30期报纸上有 《湖南建设问题》 专栏文章，15期报纸上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论或来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被聘为湖南一师附小主事(1920年10月)，后来兼任一师国文教师。1922年12月，长沙市印刷工会向资方提出两项要求。双方开会谈判，工方由毛泽东记录，资方由 《大公报》主笔之一龙兼公记录，记录者有发言和表决权。辩论结果，工方胜利。

《大公报》 总编辑李抱一于12月13日站在资方立场发表时评《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署名 “盾”。他写道： “我劝印刷工人以后千万要注意基本学问……为了不受人驱策，不为人作实验主义的牺牲，更非注意学问不可。有了相当的学问，然后可以免掉这种弱点。” “忠告从事劳工运动者，不要满足于罢工胜利和组织工作，结果只有助长工人嚣张习气，使社会增加不安宁。” 12月14日，《大公报》 刊出了毛泽东的文章 《印刷活版工人致大公报记者盾书》，指出这位记者是 “穿着长衣告诫我们工人”。他说： “现在社会上工人、农民和学生似乎是 ‘被人教训者’。” “而长衣社会的先生们则是拿出大知识主义，大读书主义的教训人者。” “教训人者必须做到下面三点： 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教训我们，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为我们的朋友。二、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但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实践他 “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的思想。

青年毛泽东 “傍着活事件来讨论” 的思想，重点在于抓住当时能够引起广泛关注的新闻话题，这方面做好了，讨论才可能服务于组织者或作者的设想。毛泽东青年时代如此频繁的宣传性新闻活动，为他后来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提出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党报思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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