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权即报刊为消息提供者保守秘密的权利，这是报刊工作的一种职业道德要求。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了现在称为 “隐匿权” 的惯例，即报刊编辑部有责任为新闻来源保密。为此，马克思曾不惜自己面对法庭、报纸被查封，也拒绝讲出新闻来源。1842年秋，《莱茵报》公布了普鲁士当局秘密制定的离婚法草案，提供这份草案的是省长的儿子弗洛特韦尔。这一法案引起全国报刊的广泛讨论，搞得当局很被动。普鲁士国王以查封相威胁，要求编辑部把泄露法案的人讲出来。作为主编的马克思拒绝合作，因而这件事成为《莱茵报》 被查封的主要原因之一。

1848年7月，《新莱茵报》 发表 《逮捕》 一文，揭露宪兵在逮捕科隆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时的违法行为，并批评了总检察长茨魏费尔。此文被控侮辱最高检察长和诽谤宪兵，法庭预审推事传讯了总编辑马克思、编辑恩格斯和德朗克、发行人科尔夫，搜查了编辑部，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编辑部交代出文章的具体作者。然而，马克思和其他人始终拒绝这样做，直到第二年2月陪审法庭宣判被告们无罪。至今，《逮捕》 被收入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但仍无法判断其作者到底是谁。马克思这样做，是为了维护报纸的信誉，保护新闻来源。

这种情况的例外，是新闻来源本身自愿公开，但报刊编辑部无权要求他们公开。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 发表了许多文章，批评国会党团的多数派准备投票赞成航运津贴法案。其中主要文章是党团少数派、党的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写的，他的身份决定了他应当主动为这些文章承担责任，但他没有这样做。由于匿名发表，该报主编爱德华·伯恩施坦要为匿名文章承担责任。为此，恩格斯有些为伯恩施坦打抱不平，他对另一位党的领导人说： “他不应该替别人的文章承担责任，也没有权利把文章的作者说出来。你知道，我指的是谁，……看来爱德已决定为这些文章负责。”(36卷292页) 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无论旁人怎样评价这件事，报纸编辑是严格按照惯例行事的，为作者承担发表的责任。

马克思 (19世纪60年代)

这种惯例在其他报纸那里也是这样。1855年，《泰晤士报》 刊登了一封记者匿名来信，揭露克里木战争中官僚主义造成大量英军伤病员死亡的事实。陆军副大臣弗·皮尔要求报纸编辑部提供记者的姓名，马克思对《泰晤士报》 的答复做了报道，写道：“该报拒绝了这一要求，提出只有在弗雷德里克·皮尔先生坚决保证对揭露真相的记者不予追究的条件下，才同意说出姓名。皮尔没有同意这个条件，然而在议会中指责了 《泰晤士报》 的拒绝态度。”(11卷563页) 马克思对 《泰晤士报》 没有多少好感，但在这件事上，他支持了该报编辑部的做法。

1875年，德国一家同情工人运动的商业报纸《法兰克福报和商报》 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俾斯麦煽动宗教狂热和建立收买报刊特别经费的政策。当局强令该报主编列·宗内曼讲出作者来，他拒绝合作，被判拘禁一个月。马克思在去疗养地途中，拜访了就要入狱的宗内曼，并显然赞同他为保护作者而做出的牺牲。他向恩格斯通报情况说： “我看到了宗内曼，他刚刚因为拒绝说出通讯员的名字而又被审讯，并再次接到了缓期十天的通知，但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了。”(34卷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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