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宣传”的概念出现频率很高。现代宣传概念起源于17世纪罗马教皇建立的宣传信仰协会，简称 “宣传”(propaganda)。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的最初年代就对 “宣传” 一词进行过考证，写道：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 (成立于1640年)。”(3卷234页)

他们通常是在广义上使用宣传这个概念的，它既指观点、学说的传播，也指事实本身造成的影响。能够用于宣传的东西，有时理论上可能站不住脚，对此，他们自己绝不使用; 对已经用于宣传的，则持慎重态度。例如对于 “自由的人民国家” 这一用语，恩格斯曾指出： “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20卷306页)。理论问题是不能用宣传解决的，在介绍《资本论》 时，恩格斯拿德国工人运动的早期领导人斐迪南·拉萨尔的鼓动活动与 《资本论》 的宣传作用做过比较，写道： “拉萨尔是实际鼓动家，因此，在实际鼓动中、在日报上、在集会上来反对他可能就足够了。而这里涉及的是系统的科学理论，这里日报就解决不了问题了，这里只有科学可以做出决断。”(2版21卷31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

王师颉绘画

在宣传的理论基础方面，马克思是从不让步的。1863年，拉萨尔出版了他的小册子 《工人纲领》，马克思对恩格斯说： “这东西无非是把 《宣言》 [指《共产党宣言》——引者注] 和其他我们时常宣传的、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口头禅的东西，卑劣地加以庸俗化而已” (30卷32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把宣传和组织并列为 “最有力的行动手段” (17卷304页)，但拒绝承认宣传万能。同时，他们反对将自己的活动限于在书斋里构成体系，而认为 “既然关心社会的、公开的关系，也就必须进行某种宣传” (3卷537页)。

他们重视宣传的效益，但认为决定宣传成功与否的因素除了宣传的理论基础、宣传者的水平、宣传艺术等等外，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结构引起的社会变化。马克思指出： “我还要重申一下我的看法：无论是煽动家的激昂慷慨的演说，还是外交家的愚蠢的废话，都不会造成危机，只有日益迫近的经济灾难和社会动荡才是欧洲革命的可靠预兆。” (2版12卷356页) 如果所传播的观念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相悖，那么即使掌握着军队，也不可能真正达到宣传目的。恩格斯曾就普鲁士国王的反动宣传写道：“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1848年之后，尽管有 ‘英勇军队’，却不能把中世纪的行会制度和其他浪漫的狂念，灌输到本国的铁路、蒸汽机以及刚刚开始发展的大工业中去”，“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够强制那处于健康而清醒的状态中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 (20卷199、94页)。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宣传的全部论述之中。因而，他们从来不把宣传看作一种孤立的社会行为，而总是将社会环境、社会事件与之联系起来考察，特别对政治宣传更是如此。

宣传时机的掌握与对环境的分析是紧密相关的。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凭着对国际局势的多年研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次极好的宣传时机，他说：“战争所引起的种种情况将给我们的原则提供最好的宣传材料。” (33卷167页) 他毅然中断手头的研究工作，投身于实际的政治宣传中，与恩格斯合写了两篇关于战争的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 宣言，使国际工人协会赢得了声誉。

用事实推动宣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则，他们反对空洞的说教。马克思要求 “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事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2版47卷42页)。恩格斯认为： “使读者确立无可争辩的信念，只有明显的、无可争辩的事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一个被无穷的‘祖先智慧’ 迫使人们持怀疑论的世纪里，仅凭空洞的说教，哪怕是很高明的权威的说教，都不能使人产生这种信念。” (42卷277页)

既然宣传与环境条件有密切联系，那么为了宣传的有效，宣传者有必要争取有利于宣传的环境，在政治上这种要求即是各种表现自由的权利。恩格斯说：“政治自由——特别是结社、集会和出版自由——是我们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手段” (17卷445页)。宣传具有自身的交往特点，并不是有了正确的理论就可以保证好的宣传效益。为此恩格斯提出了宣传者的四项条件，即 “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4卷304页)。马克思则指出： “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2版3卷364页)

宣传的基本职能是劝服宣传对象。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宣传确定的对象，重点始终在那些还没有卷入运动的群众。恩格斯明确表述了这一宣传策略，他说： “根据我们的已经由长期的实践所证实的看法，宣传上的正确策略并不在于经常从对方把个别人物和成批的成员争取过来，而在于影响还没有卷入运动的广大群众。” (33卷591页)

一般地说，通过报纸进行的宣传，首先要满足读者获知新闻的需求。《新莱茵报》 作为1848年革命中德国民主派左翼的机关报，宣传是它的重要任务，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刊号上用斜体字 (相当于中文里使用黑体字) 首先许诺读者的是这样一段话： “我们和各界有广泛的联系，本来可以使报道和各种通讯内容丰富，但是由于提前出版，如果在初期还无法做到，尚请读者鉴谅。我们在最近一定能满足读者在这方面的一切要求。” (5卷13页) 当然，坚持原则是前提。1859年马克思为维也纳 《新闻报》 撰稿时，一方面注意了解读者兴趣，另一方面提出了这样的原则： “不是应当为维也纳读者写什么，而是怎样写。” (29卷569页) 写什么 (指宣传内容) 本身是确定的，问题在于怎样写得适合一定的宣传对象。

在实际宣传中，敌我友的关系和环境的差异等等，是很复杂的，马克思希望社会主义的宣传家在斗争中成熟起来。他说： “政治上的新手和自然科学中的新手一样，都像是写生画家，只知道两种颜色：白色和黑色，或者黑白色和红色。至于各种各样颜色在色调变化上的较为细微的区别，只有熟练的和有经验的人才能辨认得出来。” (5卷525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然希望宣传产生直接的效益，但更注重宣传的长期效益。晚年的恩格斯常常以历史的经验告诫那些以宣传为职业的党的领袖们： “长期从事鼓动工作和议会活动，当然会使人很厌烦。这和登广告、搞招贴以及四处招揽生意一样，不会立即收到成效，而且有些人往往一无所获。不过，没有别的法子，谁把事情抓起来，谁就应当把它进行到底，不然将会前功尽弃。” (36卷23页)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kesizhuyi/2022121377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