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了许多关于党与党的报刊关系方面的论述。马克思去世后，欧洲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成熟，恩格斯就这方面的问题做了很多的论证。

《德意志意识形态》 手稿映衬的马克思和恩格斯

就党的领导机构与党的报刊的一般关系而言，他们认为前者对后者负有领导或监督的职责。1869年年底，国际工人协会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机关报《平等报》一度被巴枯宁主义者掌握，他们在这家报纸和他们的 《进步报》 (属于联合会领导范围) 上，违反国际的组织章程，公开向总委员会提出质问。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起草了致联合会委员会的文件，指出： “总委员会提醒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注意，它有责任领导《平等报》 和 《进步报》。”(16卷436页)

但是，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报刊编辑部也会发生矛盾。1873年，恩格斯曾指出过这一矛盾。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在狱中，党的领导机构的主持人是书记约克，机关报也临时由布洛斯主持，他们都倾向于拉萨尔派，并排斥坚持正确立场的报纸编辑赫普纳。就此恩格斯致信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党的领导——不幸，它完全是拉萨尔派的——会利用您被监禁的机会把 《人民国家报》 变成某种 ‘诚实的’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约克的行动已明显地暴露出这种意图，而由于委员会攫取了任免编辑的权利，所以危险性无疑是相当大的。……党的领导毕竟有某种形式上的权力来监督党的机关报; 这种权力对您虽然没有行使过，但是这一次，他们无疑会利用它，而且用来危害党。……赫普纳……他不能在编辑部内筑起反对委员会的街垒。” (33卷590 -591页) 发生这种情况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尽可能在党的组织章程的范围内解决问题，要求党的领导机构和报刊编辑部以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作为衡量行动的标准，避免公开分裂。1879年，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国会党团 (党的代表机构) 成员凯泽尔在国会发言赞成保护关税，这是违反党的一贯策略的。党员希尔施办的刊物 《灯笼》 批评了他，但遭到党的领导人的指责，认为希尔施批评党团违反党的纪律。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致信党的各主要领导人，指出： “既然那些首先应该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34卷374-375页)，“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像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 (34卷374页)。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根据德国、法国党内发生的多起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报刊之间的矛盾冲突事件，提出以下几条处理两者关系的原则：

一、党内自由交换意见的原则。从1885年起，恩格斯一再使用这种表述，说明它是党的发展和教育新党员的必要条件，称它为 “党内同志……惯用的 ‘自由发表意见’ 的原则” (36卷309页)，认为“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37卷435页)。这一原则表现在党的报刊上，主要涉及社会主义的理论讨论和对党的领导人的批评。恩格斯认为，在党的刊物上应当有探讨理论问题的辩论自由。他曾对德国党的领导人倍倍尔说： “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前进报》 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 (38卷88页) 恩格斯很注意 “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 (35卷255页)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他要求党的报刊经常批评党的领导人，并指出： “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 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37卷324页)

二、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实行道义影响的原则。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马克思多次谈到总委员会的领导是一种没有警察和军队、没有预算做后盾的道义上的领导。1891年，恩格斯明确将类似的说法用于党的领导机构对党的报刊的领导形式，他就德国党的理论刊物 《新时代》 对倍倍尔说： “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 《新时代》 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着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 (38卷88页) 恩格斯把党的报刊划分为正式的机关报刊和非正式的党的报刊两类，反对把所有党的报刊都变成正式的机关报刊。关于后者，他指出：“党的执行委员会，应该提倡甚至创办这样的刊物，这样，你们在道义上对这种刊物所起的影响，就会比对一半是违反你们意志创办的刊物要大。” (38卷517-518页)

三、党内思想斗争公开的原则。在党的早期阶段，由于本身的弱小和外部敌人的强大，不公开党内思想斗争是一种通例，并且非常重视外部对党的反应。1870年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工人运动壮大的情况而改变了看法，认为公开党内思想斗争本身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揭露，也是党强而有力的表现。恩格斯晚年对此有较多的论述。当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 “青年派” 挑起争论时，倍倍尔觉得在党报上公开出去是家丑外扬，恩格斯则说： “我不知道，你们今后是否能做到对这类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我认为这样做比较好，尽管会带来某些危害和个人极大的烦恼。” (38卷183页) 有一次，倍倍尔谈到他的经验时说： “敌人赞扬你，这就不妙了; 敌人咒骂你，一般说来你的路走对了。” (《恩格斯和倍倍尔通讯集》 50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恩格斯婉转地批判道： “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 你看，你也完全是这样。” (38卷160页) 直到逝世前不久，他还对一位党内同志说： “党内的分歧并不怎么使我不安; 经常不断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人们都公开发表意见，比暮气沉沉要好得多。” (39卷348页) 恩格斯关于党与党的报刊关系的原则，是为了通过更为自由的交往巩固党，使党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他为贯彻这些原则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即： “为了不致蜕化成为宗派，我们应当容许讨论，但是共同的原则应当始终不渝地遵守。” (22卷4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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