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报刊的，因而这方面的论述十分丰富。1872年，他们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要求报刊 “放弃政治”的主张。恩格斯说： “问题只在于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到什么程度。这要根据情况而定，而不是按照规定办事。”(17卷445页) 这里涉及三个问题。首先，报刊与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其次，报刊与政治并不是一回事，因而存在怎样干预政治和干预程度的问题; 最后，报刊与政治的关系要根据具体情形而定，不存在各种先验的 “规定”。这是从整体上谈论报刊与政治。实际上有一些不重要的报刊与政治是无关的，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一位西班牙共产主义者辩护时说： “梅萨为了挣钱度日，正主办一个时装杂志并且刚刚为一个画刊翻译了一篇文章，他们就说他投靠了资产阶级。”(18卷412页) 显然，若硬要将一家时装杂志拉入政治范畴是无聊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

尼·尼·茹可夫绘画

与政治相关的首先是 “阶级”这个概念。他们在对具体国家某一类报刊的政治属性进行概括时，使用较为抽象的阶级概念来定性，如马克思对德国读者谈英国报刊时便有 “英国资产阶级和它的报刊”(1卷473页) 这样的表述。但在具体分析某家报刊时，他们几乎不使用这样的概括性表述，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19世纪的英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报刊并不是由资产阶级，而是由依附于资产阶级化的贵族阶级的文人主办的，因而马克思就英国报刊与阶级的关系做了如下论证： “在对外或国际政策方面，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而报界则为它用脑; 并且很快地这两个方面——贵族和报刊——就理解到，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应当联合起来。”(15卷336页) 而在当时的美国，报刊是直接由资产阶级掌握的。有产阶级报刊与工人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阶级对立的关系，但报业的经济利益会对此有所牵制。例如，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受到欧洲资产阶级报刊的全面诽谤，而美国报刊却是另一种情形，恩格斯写道： “使欧洲资产阶级和各国政府害怕得要命的东西，在美国却恰恰相反，被认为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国际在欧洲显得愈可怕，美国报纸的记者们把国际描写得愈加骇人听闻 (谁也不可能像这些先生们那样描绘得如此有声有色)，在美国人们就愈相信，现在可以利用国际捞一笔资本——货币资本和政治资本。”(18卷106页)

“党”是与政治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党的报刊，除后期有时特指德、法工人政党的报刊外，一般都是根据报刊的内容、倾向而自行判断的。他们所讲的党或党派，是指在政治态度上相近的人群，有时不一定有组织形式; 某一党派的报刊，也不一定与这个党派有正式的组织上的联系。他们使用这样的概念，是为了在政治斗争中分析营垒。例如，1852年马克思在为美国周刊《革命》 聘请撰稿人后对该刊主编说： “他们是在做真正的党的工作”(28卷493页)。其实，那时的“党”指的是一群忠于共产主义的人，《革命》 被看作党的刊物也仅靠大家公认而已。再如1859年，马克思研究德国 《科隆日报》 后指出，存在 “一个以《科隆日报》 代表的，由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商人组成的极有影响的党派”(13卷362页)。这个“党派”并没有实体，而是指由报纸串联起来的一群利益接近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以说明报刊与政治关系的典型国家是英国。在19世纪的这个国度里，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得最为充分，就报刊和政治的关系而言，这里也表现得最为充分。恩格斯就此写道： “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报纸”(1卷568页)，“在资产阶级和从现在起提出自己的利益和要求的无产阶级之间，形成许多带有激进色彩的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如果详细考察一下英国的……各种期刊，便可对这些流派有详细的了解”(4卷55页)。这里讲的 “自己的”，当然不是指拥有，而是指每一个持有一定政治观点的人都可以在英国找到反映其观点的报刊。由于英国是由贵族寡头为资产阶级管理国家，寡头们的传统权力及政治性荣誉也对报刊产生牵制力。

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的原则对报刊的政治态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称之为 “非常卑鄙可耻以致不敢公开说出的隐秘动机”(15卷326页)。以《泰晤士报》 为例，1855年，由于在废除报纸副刊税的问题上英国政府的政策几次发生变化，该报在对待政府的态度上也跟着发生了几次变化，因为这涉及它的实际利益。马克思指出： “正如科贝特早已揭露的，《泰晤士报》 不过是一家 ‘商业企业’，只要决算对它有利，它对决算是怎样作出的毫不介意。” (30卷365页) 至于那些廉价报纸，更以能否获利作为贩卖某种政治的条件，马克思谈到英国的这类报纸的主办人时说： “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12卷563页)。由于这种原因，同一家报纸在不同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的党派性质下的定义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对立的。当报刊的利益没有受到危及时，有时它们在政治上是持中立态度的。对此恩格斯以英国杂志 《评论的评论》 的出版人为例说： “斯特德尽管是个地道的狂妄之徒，但仍不失为出色的生意人，他会把寄给他的杂志加以利用，有时能起很大的作用，——凡是能够引起某种哄动的东西，他都会不加选择地利用”(38卷189页)。马克思谈到当时德国最大的报纸 《总汇报》 时也指出： “大家知道，《总汇报》 刊登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至少在英国政治这类中立性的问题上是这样”(14卷5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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