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导人罗莎·卢森堡 (后来是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与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问题的论战，是国际共运史上一次著名的党的报刊论战。这年5月，列宁出版小册子 《进一步，退两步》。该书传播很快，卢森堡看到后，立即写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 一文 [参见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卢森堡专辑) 第38-5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7月13日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 《新时代》。发表时的按语写道： “本文谈论的是俄国的情况，但是文中所谈的组织问题对于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俄国的兄弟党已经获得了巨大的国际意义，而且也因为我们自己党内也忙于热烈地探讨类似的组织问题。”7月23日其俄译文发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新《火星报》 第69期上。

卢森堡 (1871—1919)

列宁 (1870—1924)

卢森堡和列宁的观点很多地方是一致的，分歧在于党内如何实行集中制。卢森堡认为，不能把实行严格的纪律等同为党中央对党的地方组织的各个方面进行直接的、决定性的和固定的干预。如果是这样，那么 “中央委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的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她指出： “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这种集中应是党中央在集中了党的多数意见的基础上执行多数的意见，而不是党中央代替全党来集中。

卢森堡批评列宁称赞资本主义工厂对无产阶级的教育意义，指出： “不能简单地使指挥棒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手中，而只能打破和铲除这种奴役性的纪律精神。”她不否认俄国工人运动中会产生机会主义，但指出： “一开始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制定组织章程来禁止机会主义潮流的出现，就更加令人奇怪了。”她认为，事先的禁止会使得党内精神活动和党员的首创精神受到压抑，不利于党内的思想交流，而正确的策略本来是要经过摸索和试验才能获得的。

卢森堡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她的文章： “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 ‘中央委员会’ 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她所谈的党的组织问题，几乎无处不涉及党内的思想交流和党内交流的党的法权依据问题。

9月，列宁写了反驳文章 《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给罗莎·卢森堡的答复》 投给 《新时代》。该刊主编考茨基给予退稿，理由是文章虽然谈的是俄国党的事情，但目的是谈德国党的问题。列宁对这种论战的不公正极为气愤。

列宁认为卢森堡完全不了解俄国党的情况。他说，卢森堡向读者介绍的不是他这本书，而是其他别的什么东西。他指出，俄国党的中央委员会由党内少数派 (即孟什维克) 控制，将多数派 (即布尔什维克) 的出版社宣布为非党的出版社，党的中央机关报拒绝刊登多数派的文章。“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了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能容许这种现象” (9卷37页)。卢森堡将批评对象搞错了。

列宁说： “卢森堡同志说我赞扬工厂的教育作用。这不是事实。不是我，而是我的对手硬说我把党看成了工厂。” (9卷37页) 查看列宁的原著，他确实赞扬过工厂的教育作用，他将工厂的纪律分为“建筑在饿死的威胁上面的纪律” 和 “建筑在由技术高度发达的生产条件联合起来的共同劳动上面的纪律”，他否认前者，但认为正是由于有后者，“无产阶级在这种工厂 ‘学校’里受过训练，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难以接受的纪律和组织。对这种学校怕得要死，对这种学校的组织作用一无所知，这正是那些反映小资产阶级生存条件的思想方法的特点”(8卷391页)。

关于用党章防止机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反驳说：“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唐的话，什么党章 ‘本身’ 是一种武器。”(9卷40页) 查看原著，列宁确实说过这样一段话，原文如下： “问题不在于党章条文能造成机会主义，而在于要利用党章条文锻造出比较锐利的武器来反对机会主义。机会主义产生的原因愈深刻，这种武器也就应当愈锐利。” (8卷268页)

两个人之间的论战总体上是在各说各的，分别从各自党的环境来谈问题。在德国党内，当时主要问题是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官僚主义地处理党内思想交流，无视党员群众斗争中的首创精神。因而，当卢森堡看到俄国党内关于 “极端集中制” 的争论时，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党的经验与现实，主要目的是借此机会给德国的党中央看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当时是第二国际中一个刚形成的小党，考茨基把卢森堡的文章看作德国党的问题讨论，不想让本党的理论机关刊物介入德国党的内部事务，也有他的道理。

仅就卢森堡论证的问题而言，她关于党的领导机构如何倡导党内积极的思想交流、倡导首创精神是有重要意义的。她的文章围绕着 “中央领导机关和党员群众究竟谁执行谁的意志” 的问题展开。她在同年的另一篇文章 《破灭的希望》 中谈到，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党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摧毁 “任何领袖迄今为止的基础，即群众的愚昧”。此后又在 《再论群众和领袖》 一文中再次论证道： “所谓工人阶级决不是一个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党执行委员会，而是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工人阶级在解放斗争中每前进一步必须同时意味着它的群众的独立思考、独立活动、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增长。” “社会民主主义的纪律决不意味着八十万有组织的党员要服从一个中央机构、一个党执行委员会的意志和决定，而是相反，党的所有中央机构要执行八十万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意志。” [《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卢森堡专辑) 96-97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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