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论述，较为集中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48年10月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当时中国革命即将胜利，面临着从战争到建设、从农村到城市的斗争环境的变化。第二次是1956年5—6月听取新华社、广播事业局领导汇报时的三次谈话。那时中国正在发生工作任务的重大转折，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中共八大政治决议)。第三次是1961年4—5月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对 《人民日报》 领导同志的几次谈话。这是对该报 “大跃进” 期间浮夸报道的批评，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刘少奇根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生的新情况，发挥、完善、补充、发展了毛泽东的新闻和宣传思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和毛泽东在新闻和宣传工作的某些问题上出现不尽相同的思路，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刘少奇的新闻和宣传思想的要点有：

一、使用了 “桥梁”的比喻，说明党领导的媒介不仅承担宣传党的政策的任务，而且也是群众向党说话的通道。他对记者们说，党从两方面依靠你们： 中央要频繁地依靠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指导各地的工作; 同时，人民想和中央、毛主席通通气，也要依靠你们。“人民依靠你们把他们的呼声、要求、困难、经验以至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反映上来，变成新闻、通讯，反映给各级党委，反映给中央，这就把党和群众联系起来了。”“人民的呼声，人民不敢说的、不能说的、想说又说不出来的话，你们说出来了。如果能够经常作这样的反映，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就真正上路了。”(选集上卷399、404页)

二、关于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任务。由于面临复杂的生产建设、群众利益问题，党的领导机构制定政策不像处理敌我矛盾那样相对简单，所以刘少奇说： “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 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选集上卷399页)他在1948年和1961年两次谈到记者考察党的政策的任务。他说： “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选集上卷403页) 这样，他就明确提出了党的媒介的双重任务——宣传和考察党的政策，从而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报理论。

三、强调新闻工作的读者视角。当党领导的媒介面对社会的时候，环境的变化要求更多地考虑受众的接受状态。1948年刘少奇就强调： “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选集上卷396页) 1956年，他进一步指出： “要很好研究报纸的需要。……你们要调查报纸的读者对象，究竟某一家报纸的读者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汇编下册379-380页) 在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刘少奇最早提到调查报纸读者的问题。

四、当出现较大的宣传导向错误时，应当从中央领导、媒介领导两方面检查责任，及时纠正。1961年就 《人民日报》 在 “大跃进”中的浮夸风问题，刘少奇指出： 报纸的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 代表中央，《人民日报》 提倡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 领导一半。就此刘少奇提出一个基本方法，即经常地 “清理口号”(参见选集下卷426页)，以便及时纠正错误。

五、在处理党的媒介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方面提出，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在这里，纪律性是必要的组织程序，不得违背。原则性是指报纸一方要敢于按照组织原则，向党委反映问题; 党委一方，则不能将 “有争论”视为不服从领导。

刘少奇1959年9月1日为人民广播事业15周年题词

六、媒介的政策宣传要和实际保持一定距离。这里的 “实际”是指中心工作。各种媒介一哄而上，宣传过于集中，或者闻风而动，时间仓促，理解肤浅，很容易出现理论或操作上指导思想的偏差。就此刘少奇在1961年说： “报道联系实际不要那么紧，联系得紧了，报道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和斗争，要犯错误。你们要学会既联系实际，又与实际保持一定距离。不要围绕着当前的实际转，也可以报道些与当前斗争关系小些的事情。” (引自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日 “两报一刊” 编辑部文章)

七、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有兴趣，同时有立场。取得全国政权后，媒介的报道范围不再只限于党内和党的同情者，报纸和广播面对数亿群众，通讯社要成为世界 “消息总汇”。在这种新形势下，刘少奇说： “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 “不能只强调政治性——立场，还应当强调思想性、艺术性和兴趣。” (汇编下册361、365页)

八、主张媒介刊登广告。他在1956年说： “广播电台为什么不搞广告，人民是喜欢广告的。生活琐事和人民有切身关系，许多人很注意和自己有关的广告。过去北京有一些电台播广告，你们取消了，是不是怕搞广告? 报纸也是要登广告的。我看有些城市电台可以播广告。” (汇编下册374页) 在缺乏商品交换意识的年代，提倡媒介搞广告，这需要一定的市场经济眼光。

九、主张党领导的媒介之间的平等竞争。1956年，刘少奇就新华社准备办一家报纸说： “你们办的这家报纸可以公开宣传和 《人民日报》 竞赛，看看能不能胜过 《人民日报》; 办得不好，也可以取消。搞自由竞争，搞社会主义竞赛，是必要的。” “你们希望中央下命令，要地方报纸多刊登新华社新闻，这是不行的”。他要求新华社自己做出成绩来打破各报的 “封锁禁运” (汇编下册367页)。

十、提出了一些改革新闻体制的思路。1956年刘少奇说： “新华社做国家通讯社好，还是当老百姓好。我看，不做国家通讯社，当老百姓好; 新华社干部不作为国家干部，不受行政级别限制，记者的薪水也可以比毛主席的薪水高。新华社的评论……不是代表国家发言。新华社也不要学习塔斯社那样代表政府辟谣。” (汇编下册367-368页) 这并不是要把新华社变成私营公司，他解释道： “主要是不要时时强调自己是官办的。现在什么东西都变为官办，连农业合作社也成为官办的。所谓 ‘独立的’ 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是不变的。问题是不要老是强调官方身份，更不要把自己缚束得死死的。” (汇编下册379页) 这里既表现了原则性，也表现了策略的灵活性。他还考虑到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的管理方式，主张 “让记者出名，要他对报道负责; 如果犯了错误，他也要作检讨”(汇编下册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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