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反对俄国工人运动中的经济主义、崇拜工人自发性的时候，曾在1902年出版的小册子 《怎么办?》 中提出一个重要理论： 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创造出来并通过才智出众的无产者，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将它 “灌输” 给无产阶级的。(参见6卷37页) 列宁本人把 “灌输”论的发明归于考茨基。考茨基的原文是德文的一个介词词组von auβen Hineingetragenes，即 “从外部带入”。列宁对他的论述进行了详尽阐释。

考茨基 (20世纪初)

列宁 (20世纪初)

190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 《新时代》 主编卡尔·考茨基提出 “灌输”论。他认为，社会主义意识不是无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的直接的结果; 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出来。“但科学的代表人物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黑体是卡·考·用的>; 现代社会主义也就是从这一阶层的个别人物的头脑中产生的” (6卷37页)。“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 (von auben Hineingetragenes) 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 (6卷37页) 列宁在 《怎么办?》 中直接引证了这段论述，并评价其是 “一段十分正确而重要的话”(6卷37页)。

列宁之所以重提这个思想，原因是他认为俄国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特别是从工人运动自发性中产生的经济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运动。在他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党组织中小组习气浓厚，工人运动分散性和自发性倾向普遍存在，忽略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醉心于经济斗争，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参见陈力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 3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为了论证 “灌输” 的必要，列宁对俄国19世纪90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的运动做了对比。他认为，虽然90年代的工人运动有很大进步，有系统的罢工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萌芽，但是罢工本身仍然是工联主义而非社会主义。工人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利益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他说： 要想使工人阶级意识到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迎来彻底解放，则必须依靠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工人阶级虽然由于他们所处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具有 “社会主义天赋”，但是，工人受到生活、工作和文化条件的种种限制，不可能掌握广博、系统的知识，也就不可能参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创立工作。“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照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具备什么条件的人才能够对工人阶级实施理论灌输? 列宁进一步指出： “我们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列宁认为，首先灌输主体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其次他们能够将理论应用于实际，在此基础上，列宁要求这些理论家既是宣传者、鼓动者，也是组织者。(参见6卷76页)

列宁相信他找到了解放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受压迫者的正确道路，无须考虑受众的自由选择，只需要通过宣传灌输，让他们接受既定的 “正确道路”即可。“灌输” 是一个精英色彩浓厚的论述，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而完全不必寄希望于工人自己自发产生。

列宁的 “灌输” 论引发了争论。俄国 《工人事业》杂志发表声明： “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的任务，只是要以本身自觉的工作来加速客观发展过程，而不是要取消客观发展过程或者以主观计划来代替它。……马克思主义关于自觉的革命工作具有重大意义的正确提法，竟使 《火星报》 在实践上偏向于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 (6卷47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研究者卡尔·柯尔施认为，“灌输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灌输” 论是在革命实践远远落后于革命理论的情况下被提倡的。“在这种情况下，考茨基和列宁这样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从临时的需要中得出永久的美德。他们不遗余力地捍卫这样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只能由与工人运动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从外部’ 灌输给工人。” 如此一来，“ ‘马克思主义’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真正的理论。相反，它一直是 ‘从外部’ 以预先设立的形式被灌输的意识形态” (柯尔施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2、68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1934年联共 (布) 十七大上揣着 《真理报》 的党代表

“灌输” 论对后来共产党的思想教育工作产生了影响。中共一大确立了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实业工会，明确提出 “党应以阶级斗争的精神灌输于各工会”。“灌输” 是考茨基和列宁的共同发明，但是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却似乎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一直存在的重要理论。研究者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提及过这个理论，甚至也不曾使用过这个概念。我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译文转译自俄译本，“灌输” 这个词就随着被歪曲的俄译本进入了中国的文本。(参见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 242-243页，开明出版社1993年版) 在中国的语境中，“灌输” 经常被当成宣传的同义词使用。但实际上，“灌输” 和宣传二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党本身接受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后者是指在接受思想体系的基础上向外部传播思想观点。(参见陈力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 31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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