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俾斯麦在德国实施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以后，德国境内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报纸被禁止。1879年7—9月，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在莱比锡、苏黎世、巴黎、伦敦之间广泛通信，讨论准备在苏黎世创办的新的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方针问题。报名由国会党团确定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当时在莱比锡的党的临时领导机构要求在苏黎世的卡尔·赫希柏格 (Karl Hochberg，1853—1885; 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Ludwig Richter)、卡尔·施拉姆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组成一个负责监督报纸业务和编辑的委员会，并请在巴黎的卡尔·希尔施 (他当时的立场是正确的，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肯定) 来担任主编。

卡尔·赫希柏格

赫希柏格表示愿意负担筹办报纸时的一切费用。但是，从他主办的杂志刚刚发表的文章 《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 (简称 《回顾》) 看，并且委员会与希尔施的通信也表明，苏黎世的委员会主张实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这一政策若决定新报纸的方针，将是危险的。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期间写了一系列的信件，特别是1878年9月17日—18日由恩格斯起草并与马克思共同讨论的致莱比锡救济委员会 (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名称) 五位委员的通告信，以表明自己的态度。《回顾》 一文要求党只走合法的改良道路，依靠有教养和有财产的人来领导，甚至认为党对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应负有责任。

就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 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34卷383-384页) 另外，在过分依赖赫希柏格经济上的资助、指责希尔施批评党团议员麦克斯·凯泽尔 (Max Kayser) 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提出批评。

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等党的领导人原则上同意对赫希柏格的机会主义的批评，但在一些其他问题上，如对希尔施为人的看法、为凯泽尔的行为辩护、对赫希柏格个人动机的信任等，一再做解释，并保留意见。

1878年9月17日—18日由恩格斯起草、与马克思共同署名的致党的领导机构五位委员的通告信手稿第1页

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坚决态度，报纸的编辑委员会由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弗·弗里茨舍组成，产权名义上属这三人加上伊·奥艾尔、卡·格里伦贝格尔所有，仅具体的管理委员会由苏黎世地方党组织的人组成。最后确定报纸主编为格·福尔马尔。他与莱比锡救济委员会就报纸方针交换了意见后，到苏黎世赴任。报纸出版后表明，福尔马尔基本上遵循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革命的办报方针，对《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表现了不妥协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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