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面对着众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派别，如何既要与它们建立必要的联系，同时又传播自己的观点以影响它们呢? 1846年年初，马克思、恩格斯、菲力普· 日果、威廉·沃尔弗等首先成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向德国、法国、英国、瑞士等国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发出倡议，在他们那里也建立同样的通讯组织，相互通信，交流理论观点和当地的共产主义活动经验。马克思在信中谈到通讯委员会的目的： “讨论学术问题，评述流行的著作，并进行社会主义宣传。……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 (27卷464页) 马克思强调：“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27卷465页) “通讯委员会” 这个词组中的“通讯” (die Korrespondenz) 一词，其信息具有时新性的特点，指新闻通讯或商业往来中的电函。

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住过的房子

通过这种联系，一种国际共产主义思想交流的网络雏形得以初步形成，为一年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频繁的通讯出现在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与布鲁塞尔委员会之间，其次是德国各地的通讯委员会与布鲁塞尔委员会的联系。通过观点的交流和情况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切地理解了工人精神交往的需求和特点，与他们交流的各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除了通信外，他们开始直接见面讨论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从而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伦敦的通讯委员会，信件的主要执笔者是沙佩尔 (Karl Schapper，1812—1870)。他们的首次回信就同意这样的做法：“建立一个总的宣传组织，在各国共产主义者中进行思想交流，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每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都将乐于给以帮助。”

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派别的最大弱点在于没有理论或缺乏正确的理论，其次是以道德说教来解决包括无产阶级精神需求在内的各种问题，最后是各种派别之间存在较多的宗派意识。通讯委员会的建立本身就是一种打破宗派壁垒的行动。

文字方面的笔战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批评正义者同盟成员海尔曼·克利盖为例。他们以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 《反克利盖通告》(1846年)，这则通告严厉批评克利盖在美国主办的《人民论坛报》，该报把共产主义描绘为 “爱的呓语”，宣布该报上所宣传的不是共产主义。克利盖虽然十分生气，却依照委员会的讨论原则，在自己的报纸上分两期连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写的这份很长(相当于中文约1.3万字) 的文件。

这则通告在其他通讯委员会中引发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批评方式过于严厉，采用了不适当的嘲讽。伦敦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你们对克利盖是不是太严厉了，除了你们的通告，友好的警告是不是不再起作用了?! 我们私下也给他写过信，提醒他正视自己的错误。克利盖还年轻，还能学习。” 在随后的通信中，他们通报了美国的反映：“布鲁塞尔的学者先生们把任何持有不同观点的人，都从哲学讲台上革出教门，莫非他们真的以为，他们是全部智慧的化身? 这些人说，克利盖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持有与我们不同的观点。他们究竟是何许人呢? 我们可不了解他们……而克利盖……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他同我们一起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朋友们的批评，由马克思起草的第二个 《反克利盖通告》 的口气变得缓和了，但是在基本观点方面，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观点其实被接受了，克利盖本人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抨击对他有好处，现在他对尘世的事情比较关心了。”

在面对面的交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批评了各种缺乏正确理论基础的胡乱宣传。这方面，可以1846年3月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会议为例。当时德国工人理论家魏特林来到布鲁塞尔，参加了通讯委员会的讨论，主题是 “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德国进行宣传”。参加讨论会的一位俄国人记载了当时的情形。马克思直接向魏特林提问： “你在德国大叫大嚷地鼓动，请你讲一讲，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 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 魏特林讲得零乱、粗俗，语无伦次，因为当时他面对的不是崇拜他的工人群众，而是审视着他的马克思。马克思批评说，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至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使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也没有做出来。魏特林用寄给他的几百封感谢信说明他的鼓动有成绩，马克思使劲捶了一下桌子，跳起来说： “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从魏特林事后寄给别人的信看，他概括在马克思对他的六条批评中，第五条多少反映了马克思对他以往宣传活动的意见，即反对简单的口头宣传和任何秘密宣传，其他的判断属于个人的狭隘观念，他认为马克思拥有了声望，就排挤别人。即使这样，在魏特林带有偏见的描述中，仍然能够看出马克思思想的魅力所在，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 “马克思的头脑简直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但不是天才。他的影响是通过他的为人来产生的。”

在通讯委员会活动的基础上，1847年正义者同盟的代表大会将起草党纲的任务托付给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盟本身也变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1848年2月，同盟的纲领 《共产党宣言》 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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