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国社会党报纸《人民报》 (Le journal populaire) 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致我们在瑞士的朋友们》(A nos amis qui sont en Suisse) 的公开信。1917年1月，列宁也以公开信的方式写了一封回信。由于法国书报检查机关的干预，本已排入法国另一家社会党报纸《真理报》 (La vérité) 1918年1月24日的列宁回信未能见报，报纸当天开天窗出版，史称《真理报》 开天窗事件。

两封公开信的单行本 (1972)

苏瓦林，原名鲍里斯·利夫希茨 (Boris Lifschitz)，三岁时随父母及哥哥从乌克兰首都基辅移居巴黎。1915年3月，由于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战死，苏瓦林开始成长为一名偏向工人运动的左翼和平主义者。1916年年初，他在巴黎第九区加入法国社会党，后来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他为之撰稿的两份报纸 《人民报》 和 《真理报》，都创办于1916年。前者由法国著名记者亨利·法博瑞 (Henri Fabre) 创办; 后者由政治家和律师保罗·莫尼埃 (Paul Meunier) 创办。在与两位办报人的交往中，苏瓦林与他们建立友谊，并得以在这两份社会党的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

1916年12月10日，苏瓦林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状，在 《人民报》 上刊登了一篇题为 《致我们在瑞士的朋友们》 的公开信。在信中，苏瓦林反对各国政府为发起战争而在本国进行的军事拨款，但是却赞成意大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以保卫祖国的名义进行的战争准备。他认为以爱国主义为目的的暴力是必要的。苏瓦林还在信中指出，这封公开信不仅写给瑞士政治家、第二共产国际的中派领袖格林 (Robert Grimm)，也写给列宁，为的是批评左派和中派都存在的错误思想。法国历史学家拉波博尔 (Charles Rappoport) 在其著作 《革命生涯，1883—1940： 沙耳列·拉波博尔的回忆录》 中也印证了苏瓦林写这封信时的状态。书中提到，苏瓦林不仅在公开信中批评左翼社会主义的激进，也批评右翼社会主义对政府做出的妥协，这证明苏瓦林当时的政治信仰还不明确。同时，作为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国社会党普通党员，他的这封信刊登后也没有受到很大关注。但是，随着列宁1917年对苏瓦林公开信的回复，这次对话成为之后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

这封公开信之所以受到列宁的关注，与第二国际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 (Zimmerwald) 举办的会议有很大关系。这次会议召开于1915年9月5日—8日，主要议题为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争取和平的运动。会上，列宁代表的社会主义左派 (共产主义) 与社会主义中派 (社会民主主义) 针锋相对，左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定性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号召各国工人发动夺权运动。但是占会议多数的中派希望将会议定在和平主义的框架内。经过激烈争论，左派的提议未能通过，但双方也并未因此而达成一致意见。这次会议一般被视为社会主义左派与社会主义中派不和的开端。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之后，社会主义左派和中派之间的论战时有发生，苏瓦林和列宁的公开信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在列宁回复苏瓦林的信中，澄清了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重申了社会主义左派和中派的性质。列宁认为左派应该 “组织无产阶级，唤醒和激励无产阶级”，中派则是害怕革命的软弱分子，他们 “支吾其词，撒谎骗人，混淆问题”。列宁声称，“对中派分子 (的批判) 不是进行个人批判，而是进行政治上的批判”。第二，回答了苏瓦林关于战争性质的言论，并就什么是爱国主义、如何区分 “革命战争和反动战争” 做了阐述。列宁认为，“任何战争都仅仅是政治的继续”，只有 “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23卷198页)，才是需要肯定的爱国主义保卫祖国的战争。

列宁的回信不仅肯定了工人运动，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左翼共产主义的工作重点，即组织和领导工人反抗各国当权者的统治。

1916年，法国有314起工人罢工，参与人数4.1万人; 1917年，罢工数量翻了一倍，达到676起，参加人数激增至29.4万人。公开信刊登前五天(即1918年1月19日)，里昂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及市区游行，运动还迅速蔓延至鲁瓦省等其他省份，法国当局则因此收紧了言论自由。为了分化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法国政府与英国政府于1917年12月23日发表联合声明，分别与各自的社会党合作，共同遏制左翼社会主义思潮。苏瓦林本打算在1918年1月24日在 《真理报》 第45号报纸上发表列宁的回信，结果书报检查机关禁止发表。苏瓦林后来在 《与索科洛夫的论战》 一书中回忆列宁回信没有如期刊登的原因时说： “严苛的审核使我无法 (在法国) 发表这封来信。” 为了表示抗议，该报当天开天窗发行，天窗内只留下一句话： “一份未发表的文件。列宁的信。” 以及列宁的署名。但是，苏瓦林及该报主编莫尼埃并没有放弃刊登这封信，他们将这封信进行了删减，并加以 《给鲍·苏瓦林的公开信》的标题，由编辑部加按语发表于1月27日第48号上。为了应付书报检查，所刊文章不全，但长条的原文校样得以保存下来，并于1929年被译为俄文，发表在 《无产阶级革命》 杂志第7期上。《列宁全集》 俄文第5版里收录的该信也是根据这份校样由法文译成俄文刊印的。在法国，这两封信的完整版到了1972年3月15日才得以由左翼出版社 (Spartacus)出版，书名为 《列宁致鲍里斯·苏瓦林的公开信》(Lenine： Lettre ouverte à Boris Souvarine)，计36页。

尽管列宁这封公开信在当时没有得以完整发表，但它有两点重要的意义。首先，根据拉波博尔回忆录的记载，通过这封信，苏瓦林变成了坚定的列宁主义者，并随后成为 “第三国际 (在法国) 积极的宣传员”。(Charles Rappoport.Une vie révolutionnaire，1883—1940： les mémoires de Charles Rappoport.p.370. Editions de la 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1991，Paris.) 其次，它为研究法国报刊审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素材，研究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类似事件探究当时的法国政府对报业的管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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