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法重要性的一种喻证，德文原文是Ein Gesetzbuch ist die Freiheitsbibel eines Volkes。他认为，书报检查是对自由表示怀疑的制度，而新闻出版法是自由对自己投的信任票。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却把自由看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因而，新闻出版法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法典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Ein Gesetzbuch ist die Freiheitsbibel eines Volkes”原文前后 (德文版1卷58页)

马克思使用这一喻证是在1842年4月写的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 (第一篇论文)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 一文中，其前后文是： “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获得了一种与个人无关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存在。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它是法，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所以，甚至当它完全没有被采用的时候，例如在北美，它也必须存在，而书报检查制度正如奴隶制一样，即使它千百次地作为法律而存在，也永远不能成为合法的。” (2版1卷176页)

马克思的这段话经常被新闻出版法研究者引用，但几乎没有加以阐释的，因而这里引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家王利明的论证。他写道： “马克思曾经有一句名言： ‘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借用这句话来概括法典的保障自由的功能是十分贴切的，同时，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领略出自由的真谛，即自由并非没有任何限制的行为自由，而是在法律规范之下的自由。中国传统上没有自由的概念……严复说，中国人对自由常误解为放诞、恣睢、无忌惮等劣义，因此，传统中国文化中，自由成为带有贬义色彩的概念。其在翻译约翰 · 斯图亚特 · 密尔 (John Stuart Mill) 的 《论自由》 (On Liberty) 一书时，因找不到与自由(liberty) 对应的概念，所以他采用了一种意译的办法，译为 《群己权界论》，不过严复将自由称为群己关系，确实界定清楚了自由的本质。晚清时期，新式学堂在政法科的 《学务纲要》 中就已经提出了自由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其用权利来彰显自由的价值，并将二者视为一体二物。” (王利明 《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 1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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