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 (1864—1876)，作为一个国际化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从成立之时起，它的总委员会 (最初叫中央委员会) 就意识到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机关报。马克思通过支持一系列创办协会机关报的言行，努力促使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大多是各工人组织的领导人) 意识到报刊方面的阶级斗争，增强对报刊阶级性的认识。同时，他并不否认非无产阶级报刊因新闻价值、争取更多读者方面的考虑而报道无产阶级活动的可能性。

1871年版国际工人协会章程扉页。上面有马克思的笔迹： “公民马提奥·皮罗于1872年3月9日被接受为国际会员。卡尔·马克思1872年3月9日于伦敦”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后没有一家自己的机关报，马克思说： “没有一种机关报，要在这里搞运动自然是不可能的。” (31卷35页) 于是在1864年11月(即协会成立两个月后)，总委员会宣布英国工联的机关报 《蜂房报》 (周报) 为协会机关报。但是总委员会不掌握这家报纸的所有权，准备掌握该报主要股权的计划没有成功 (马克思亦花费很大精力征集股金)，因而无法改变编辑部成员。当时 “机关报”的含义是给予该报发布协会消息的专权。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协议，是因为国际需要一个展示自身活动的窗口，《蜂房报》 可以借助国际的影响力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至少经常不断的关于协会的报道可以填充很大的版面。国际总委员会试图得到该报足够数量的股份，但没有成功。《蜂房报》 在一般情况下尚能够报道总委员会的会议情况，但若遇到其不赞成的决议，就采取删节、歪曲报道的方式，甚至不刊登其不赞同的决议。

1865年5月，总委员会听说一位美国会员莱昂·路易斯打算出版一份名为 《平民报》 的报纸，于是通过决议，请他到总委员会讲述这件事情。当时的会议记录这样记载： “大不列颠的工人没有忠实代表他们利益的报纸使他极感惊讶。他认为，现在是填补这个空白的时候了。马克思、卡特和福克斯诸位公民同意需要这样一张机关报。” 会议通过决议，让他提出确切的条件由委员会来讨论。大家在兴奋之际，还把他选进总委员会，让他当美国通讯书记。[参见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64—1866年)》 9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但要他落实具体事项时，他在一星期以后便消失了，只留下一张纸条，说他去巴黎了，暂缓出版报纸。看来，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所有人，都出于需要有一张机关报的迫切心情，上了一个夸夸其谈者的当。

1865年7月底，总委员会委员、《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 的所有者利诺由于报纸亏损，《蜂房报》 准备出25英镑收购该报。利诺不同意，而建议由总委员会来掌管。8月8日和15日，总委员会连续讨论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创办国际的机关报 “这件事对于整个运动有决定性意义” (31卷118-119页)。当时的总委员会书记克里默也说： “我们的全部力量应该集中于建设 《工人辩护士报》，因为，没有一个机关报，协会永远不会取得重大进展。”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64—1866年)》 122 -123页]

基于这个共同的认识，总委员会一致决定建立“工业报纸 (有限) 公司”，在原来 《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 的基础上出版 《工人辩护士报》。在8月2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批准了关于创办该报的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 和 《工业报纸 (有限) 公司募股书》。1865年9月的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批准该报为协会机关报。

由于国际的经费十分匮乏，1866年2月，《工人辩护士报》 的股权还是被别人掌握了，改名 《共和国》 周报，理事会的新纲领直截了当地说，新报名“给人误解的机会较少，它指明的目标比以前追求的目标更为普遍” (巴赫等编 《第一国际》 1卷81-82页，三联书店1980年版)。换句话说，新报纸不能只代表工人阶级。马克思在一个时期内争取让埃卡留斯担任主编，组织多位马克思主义者给报纸写稿，以延迟报纸性质的改变。然而，随着 《共和国》 主编的更换，马克思无法接受该报的立场，于1866年6月退出工业报纸公司理事会。9月，该报变成了激进资产阶级的 “改革运动机关报”，与国际工人协会完全无关了。

1867年，总委员会委员科勒在伦敦编辑了几期《国际信使》 周刊 (英、法两种文字)，它成为协会的机关刊物。该刊只存在了很短时间。1871年2月，经过协商，伦敦的一家工人周报 《东邮报》 成为总委员会的机关报，该报作为协会机关报出版至1872年6月。1872年协会海牙代表大会后，没有出现协会中央一级的机关刊物。

通过创办自己的机关报的努力，关于报纸阶级性、党派性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表现，经常出现在国际的文件和报道中，例如关于创办国际总委员会机关报的 《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一开始就强调以下的观点：

“现有的成千上万家日报和周报中，能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并为劳动者事业而斗争的，屈指可数。只要想一下，几乎所有的报纸无一例外地都是资本家的财产，都是他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或者为了政治党派的目的，或者作为投机买卖而创办的，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在报纸上阐述涉及我们雇用劳动者的政治权利、社会解放或者物质福利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仁慈心。……我们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报刊。为此，我们必须尽力创办和扶持尽可能多的报纸好期刊。在这些报刊上，我们一定要提倡和捍卫我们自己的事业。”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记录 (1864—1866年)》301页]

在国际工人协会活动频繁的年代里，最活跃的协会报刊是各个区域联合会、各国支部的刊物，其中以日内瓦德国人支部的正式机关刊物 《先驱》 月刊 (1866—1871) 最为重要，它相当完整地发表了协会在那个时期的几乎全部正式文件，广泛报道了各支部的活动。由于当时的德国和法国分别处于俾斯麦和路易·波拿巴的专制统治下，最活跃的协会机关报刊主要集中在瑞士和比利时、荷兰。其中较重要的有在日内瓦出版的 《国际工人协会公报》 (1865—1866)、《平等报》 (1868—1872); 在苏黎世出版的《哨兵报》 (1869—1880); 在布鲁塞尔出版的 《自由报》 (1865—1873)、《国际报》 (1869—1873); 在佛尔维耶出版的 《米拉波报》 (1868—1874); 在安特卫普出版的 《工人报》 (1868—1914);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 《工人报》 (1868—1874)。其他地区较重要的协会机关报有在意大利洛迪出版的 《人民报》(1868—1875)、在马德里出版的 《解放报》 (1871—1873)、在里斯本出版的 《社会思想报》 (1872—1873)、在伦敦出版的 《国际先驱报》 (1872—1873)和在纽约出版的 《工人报》 (1873—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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