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狄茨 (1843—1922)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国会议员和党的出版家。他出身贫寒，1866年开始在汉堡当排字工人，不久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并负责党的印刷厂工作。他是社会民主党的报纸 《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 的出版者。俾斯麦的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1878—1890) 实施后，狄茨将报纸改名为 《审判报》 继续出版，但该报最终于1881年3月30日被禁止。同年狄茨成为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审判报》 被禁止后不久，狄茨被逐出汉堡地区，于1883年来到斯图加特，接手莱比锡合作印刷厂，创办狄茨出版社，该社负责出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多种刊物，如由卡尔·考茨基主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刊物 《新时代》 (Die Neue Zeit)、克拉拉·蔡特金编辑的杂志 《平等》 (Gleichheit) 等。狄茨与晚年的恩格斯有较多出版工作上的联系，出版了许多社会主义文库书籍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906年狄茨出版社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出版机构，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发挥过较大作用。

约翰·狄茨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实施时期，党的出版物采取由狄茨出版社印刷而在瑞士出版的方法规避被查禁的风险。如党的主要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 一书的第二版就是这样出版的。恩格斯1884年1月9日写给考茨基的信中提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像出版倍倍尔的 《妇女》 一书那样，把该书交给狄茨印刷，在瑞士出版。” (36卷84页) 1886年，狄茨被夫赖堡萨克森地方法庭以加入 “秘密会社” 的罪名判处六个月的监禁，一度影响了他的出版工作。

狄茨因为出版社会主义书籍，与恩格斯保持了密切联系。1886年，《新时代》 杂志刊登狄茨出版社即将出版一套 《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典作品》 的广告，汉堡的纳斯特勒和梅勒出版社写信指责恩格斯，说他拒绝了该社要他编辑 《政治经济学丛书》 的建议，并且截取这一建议，而和考茨基一起让狄茨出版社编这类丛书。恩格斯驳斥了该出版社的不实揣测，说明考茨基很早就与狄茨有 “与此完全相似的计划，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他已同狄茨有了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致不得不拒绝其他人的任何类似的建议” (36卷511页)。恩格斯欲公开发表马克思批评党的1875年纲领的遗稿 《哥达纲领批判》，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的阻挠，在狄茨和考茨基的支持下，马克思的这份手稿才得以发表在由狄茨出版、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 上。恩格斯的名著 《反杜林论》 也是狄茨出版的。

狄茨在出版生涯中经历过几次版权纠纷。恩格斯早期的著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是由德国出版商奥托·维干德于1845年出版的，狄茨一直想得到再版该书的权利。恩格斯担心自己与维干德之间的法律关系会影响该书新版的出版，建议狄茨直接与维干德面谈，并与倍倍尔商讨相关的法律问题。最终，狄茨说服维干德出让了出版权。经由恩格斯校对的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第二版于1892年由狄茨出版社出版。俄国作家斯捷普尼亚克 (Степняк-Кравчинский) 的 《俄国农民，其耕作条件、社会生活和宗教》 一书于1888年在伦敦由斯·桑南夏恩出版社用英文出版，因为不熟悉国际法中关于翻译权的条款 (必须在原著出版后一年之内发表该原著译文等相关条款)，出版该书德文版的狄茨赔了25英镑。恩格斯1893年11月3日在写给考茨基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情，他说： “这笔钱简直是白花了，而且使英国出版者对他们的德国同行的业务能力产生错误的想法……只有善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使英国人佩服。” (39卷158页) 这本书最终于1893年由狄茨出版社在斯图加特出版，书名为《俄国农民》。

恩格斯和狄茨之间关于出版问题也产生过一些矛盾。1890年，狄茨在未经恩格斯同意的情况下，修改了发表在 《新时代》 上的恩格斯的文章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 前两节，对此恩格斯向狄茨提出了抗议，使得文章前两节与第三节按原稿发表在新一号的 《新时代》 上。《新时代》 杂志及狄茨印刷的其他出版物曾一度采纳社会民主党人、国会议员布·盖泽尔建议，采用特殊正字法印刷，遭到恩格斯的强烈抵制，狄茨最终放弃了这一印刷方法。

作为出版商的狄茨希望规避风险，追求赢利，因此招致恩格斯的不满。恩格斯的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本计划在斯图加特出版，因为德国实行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在考茨基与狄茨长时间商谈无结果后，该书1884年7月由在瑞士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民书店出版社出版。该书卖了一年未遭查禁，于是狄茨又希望由他出版。恩格斯在给人民书店出版社领导人海尔曼·施留特尔的信中直言： 狄茨 “在别人冒了风险之后，他说话倒容易了” (36卷374页)。原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成为美国工人领袖的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写了一本关于美国工人运动的小册子，恩格斯就这本小册子的出版问题多次与狄茨接洽。最初狄茨以 “这种书销路不好” 为由反对，恩格斯批评狄茨 “把销量看得过重了”，指出： “真正地科学文献不可能上万册地推销，出版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38卷376页) 1892年11—12月间，由于 《新时代》 杂志的发行量下降，狄茨提出 《新时代》 要变得更通俗些，应缩减理论部分，扩大艺术和时事政治栏的篇幅。恩格斯不大赞成狄茨这一片面追求发行量的做法，但还是在他计划的框架内提出了自己的改版建议。这次改版计划由于狄茨患病和治疗，后来没有实施。

20世纪初，狄茨的印刷厂印刷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火星报》 前几期和 《曙光》 杂志，以及列宁的著作 《怎么办?》。在国际共运的出版史上，狄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出版事业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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