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在早期，还只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一些人，没有定型的组织形式。但他们在与工人运动各种宗派的交往中，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宽广胸怀和坚定的原则性。各种工人宗派的存在是以工人对领袖的几项教条表示效忠为前提的，因而领袖办的报刊对他们仅仅是一种“福音书”。而马克思早期为刊物制定的方针是： “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 真理在这里，下跪吧! 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2版47卷66页) 马克思主义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向一切工人宗派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主动表示真诚的交往愿望。他们就这种交往的目的写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发现意见分歧，从而得以交流思想，进行无私的批评。这是文字形式的社会运动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而应当采取的一个步骤。” (27卷464页) 这种交往是不以承认一个人神圣为前提的。马克思说： “问题只在于建立一种经常性的通讯活动，保证能够了解各国的社会运动，以便取得丰硕的、多方面的成果，而靠一个人的努力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的。” (27卷465页)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有了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章程，这有利于党的思想统一和行动一致，但也带来了繁重的组织工作和一定的组织上的限制。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家来说，有时这些会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束缚。例如，对于长期担任国际工人协会的职务，马克思感慨地说： “我急切地期待着下一届代表大会。那将是我的奴隶地位的结束。此后我将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33卷481页)。1892年，恩格斯看到德国党的代表大会辩论党报主编李卜克内西的薪金数目，为李卜克内西的尴尬处境感到窝火。他代表自己和亡友马克思说：“即使抛开金钱问题不谈，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倡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马克思和我向来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我们永远不担任这种职务，而只能办一种在金钱方面也不依赖于党的报纸。” (38卷517页) 这表现了他们作为思想家对心灵自由的追求。

恩格斯和马克思一家人在伦敦汉普斯泰特荒阜

王师颉绘画

在党的实际精神交往方面，除了维护党的纲领和策略而不得不采取一定程度的组织措施外，他们一向坚持在党的组织和章程的范围内协商解决问题。为了防止自己的话被看得高于党的领导机构，恩格斯曾声明： “我的文章并不约束党，——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值得庆幸的” (38卷186页)。党内思想交流的原则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由于马克思早逝，全面阐述则是由恩格斯完成的。

从1885年起，恩格斯一再使用党内 “自由交换意见” 这个概念，说明它是党发展和教育新成员的必要条件。他把这称为 “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 ‘自由发表意见’ 的原则” (36卷309页)。随着党的壮大，党内出现了不同的流派，对此他多次讲过： “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的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 (37卷323页)。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以往的 “绝对服从”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交换意见达到思想的统一。

恩格斯在1890年说： “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37卷435页) 其目的是纠正党内的 “左” 倾或者右倾，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1892年，德国党内存在着 “左” 倾的独立派 (青年派) 和右倾的福尔马尔派。恩格斯要求党的领导人必须保持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惯例，因为 “让全党哪怕一年有一次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一般说来也是重要的。这样做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而现在则更加必要——既为了对付 ‘独立派’，又为了对付福尔马尔” (38卷474页)。

除了党的会议外，党的报刊也是交换意见的场所。报刊不仅是传播党的纲领的媒体，也是党内交流思想的场所。这个原则在国际工人协会 (第一国际)时期就已经确定了。1869年，马克思在国际的文件中规定： “国际工人协会所确定的行动一致，通过各国支部的各种机关报刊所进行的思想交流，以及在全协会代表大会上所进行的直接讨论，也将逐步为整个工人运动创造出共同的理论纲领。” (32卷255页)

自由交换意见可分为理论讨论和对领导人、党的具体纲领和策略的批评两类。在党的理论方面，恩格斯认为： “对党员——不管他是谁——在这种或那种场合的行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35卷221页) 讨论理论的传统是在第一国际时期形成的。恩格斯1871年作为第一国际的通讯书记写道： “讨论各种不同意见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33卷263页) 由于理论问题与现实斗争有一定距离，为了党的理论发展，超出组织章程中已有概念的讨论是被肯定的。所以，“讨论理论问题，总委员会则最热切地希望超出所规定的界限……总委员会发表的任何一个文件都无不超越第一条 [国际组织章程第一条——引者注] 的界限。但是总委员会能够超越协会正式纲领的界限，仅仅是在情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限度内” (33卷266页)。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初期，马克思曾设想过党的理论刊物 “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34卷48页)，但没有实现。在党壮大的时期，恩格斯再次重申了这一理论讨论的原则。当党的领导人害怕理论上的不同意见的时候，恩格斯指出： “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 (38卷88页)

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形成的党的领袖的特殊地位的传统，往往会产生一种恩格斯所说的相反的情形：“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 (35卷255页)。而有的领袖的 “生活圈子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小集团组成的，他们把在那里听到的东西当作是人民的声音” (36卷366页)。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在党处于和平时期后一再强调：“任何一个身居高位的人，都无权要求别人对自己采取与众不同的温顺态度” (38卷72-73页)。“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 (38卷33页) 1889年，当恩格斯得知丹麦社会民主党对进行批评的党员施加报复时，他指出： “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37卷324页)

恩格斯与倍倍尔夫妇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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