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的一个概念，使用较为普遍，其内涵也随着党报建设的持续推进而不断丰富与深化。

早期党报关于 “群众” 的论述主要指涉对群众的宣传鼓动。例如1929年中共宣传工作决议提出：“要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所以，党必须特别注意于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而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 (汇编上册48-49页) 1930年3月26日 《红旗》 杂志发表 《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再次确认了党报对于鼓动群众、教育群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地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 (王润泽、余玉 《群众： 从 “教育”，“反映” 到 “学习” 的对象》，《国际新闻界》 2014年第12期) 这里的 “群众” 概念，与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群众基础薄弱的现实状况相关，党需要借助党报进行宣传，从而鼓动与教育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 改版社论 《致读者》 将这个概念与党报的党性、战斗性、组织性并列为党报 “四性”。这篇社论关于群众性的解释如下： “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 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可以看出，在40年代初党对党报的群众性的理解有所发展，把反映群众提到了日程上。

1951年6月24日 《人民日报》 发表的邓小平文章 《紧密地联系群众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1942年8月25日，《解放日报》 发表题为 《展开通讯员工作》 的社论，把发展通讯员视为群众性的主要内涵之一。该文章指出： “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同时也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也是考验我们政策的依据与工作标尺……因此，我们的报纸就不仅需要有能干的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面的群众通讯员。” 其后，《解放日报》社长博古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他说： “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我们必须虚心地向他们学习，细心地帮助他们，组织他们。除了现有的特约通讯员以外，更要注意培养工农兵通讯员。” (田方 《党报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记者》 1992年第3期) 据当时 《解放日报》 记者田方的回忆，“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11月，全边区通讯员已近2 000人，其中工农兵通讯员1 100多人。他们为报纸提供的地方消息，占地方消息总数的1/2左右。这就使 《解放日报》 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大加强了报纸和实际以及和群众的联系” (田方 《回忆延安 <解放日报>》，《中共党史资料》 28辑42页)。由此，共产党对党报 “群众性” 的理解进一步深化，它不仅是指启发群众、反映群众的声音，而且是指让群众加入党报的内容生产过程中，拉近了党报与群众的距离。

随后，党报进一步提出了向群众学习的要求。1945年5月16日 《解放日报》 社论 《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 提出： “我们报纸的内容，一切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 “要求广大新闻工作者向群众学习，甘当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当好人民公仆。” 同年7月 《晋察冀日报》 的社论 《三论如何提高一步》 表述得更为明确： “写群众要写得好，还要老老实实的去学群众，不但要学群众的创造经验，学群众的英勇诚实，而且要学群众的习惯语言，使我们的报道真正能够体现广大群众自己的生活与斗争，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除上述内容之外，党报的 “群众性” 还表现在党报文风方面的改进上。毛泽东在 《反对党八股》 一文就曾明确指出： “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 (选集3卷836页) 1942年8月4日，《解放日报》 刊发了胡乔木写的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在这篇社论中他提出了 “如何来建立新鲜活泼生动有趣的文风” 这一重要问题，要求党报 “打破一切固定的格式”，“不公式化”，“少点 ‘八股’气”; “内容要有新的东西”，要寻找新的材料，同时又要写得 “具体细致” “亲切有味” “深刻精到”。不过，“建立新的文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办到的。这是长期学习和工作的过程”。“废除党八股，建立新文风，只有在不断的刻苦的努力中才能达到。” 这年《解放日报》 社长博古在对编辑部的指示中也曾提出“写什么” 和 “怎样写” 的问题，他说道： “我们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群众里，去找出他们正在创造的新事物。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作风要丢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浅出地把它反映出来。写作的文字和形式要打破老一套，废除新闻八股，要写出老百姓的语言，但要反对庸俗的通俗化。” (田方 《党报史上光辉的一页》，《中国记者》 199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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