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 (秦邦宪)，1907年出生，曾是党的主要领导人，1937年以后是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任新华社社长兼 《解放日报》 社长。1940年11月，博古与毛泽东、张闻天交谈，建议在延安创办一张日报和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此后他担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统管中央的所有新闻出版单位。1946年4月8日，博古与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刚被释放的叶挺将军等党的重要领导人乘坐美国运输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同机的教育家黄齐生、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儿子阿九、女儿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等共17人全部遇难。

1946年4月博古遇难后 《解放日报》 发表的悼念他的文章

博古虽然以前有过办小型党的报刊的经验，但是对于办一份党中央的日报，毕竟经验不足。他觉得不能像过去打游击时办报那样只刊登自己党政军民的活动，而应该像苏联 《真理报》 那样放眼全世界，因而应该把国际新闻放在头版。然而，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是对党的重要政策的宣传和边区新闻的报道力度不足。1942年3月，党中央政治局决定《解放日报》 改版。3月16日，中央宣传部发出 《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这个文件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 (博古当时是政治局委员) 对党报作用的认识。3月31日，毛泽东参加 《解放日报》 改版座谈会，中央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党内外作家等70多人出席座谈会。博古在会上首先做自我批评，诚恳地欢迎大家提意见。毛泽东在会上对党报的作用做了精练的发言。

博古认真领会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在此后的报纸工作中为阐发毛泽东党报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4月1日的改版社论 《致读者》 以及1942年9月22日的社论《党与党报》、1944年2月16日的社论 《本报创刊一千期》 等中共党报理论的历史文献，都是博古写的。1942年10月，发生新华社四个分社违背党的政策、发表反对国民党的新闻的事件，毛泽东在给大区领导同志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组织有关人员学习 《解放日报》 的社论，他写道： “拿 《解放日报》 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章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这里所说的社论，主要指经过毛泽东修改定稿的 《致读者》 和 《党与党报》 等。

在 《致读者》 中，博古关于党报的定义虽然来自列宁和斯大林，但是解释已经中国化了。他提出了党报的四个特性，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这 “四性” 后来成为传播最广，也是经典的关于 “党报性质” 或 “党报的党性原则” 具体内涵的标准说法。

关于党报的党性，他的解释是： “不仅要在……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连，呼吸相通，使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关于党报的群众性，他的解释是： “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关于党报战斗性，是指一种敢于揭露和勇于自我批评的勇气。对外，他要求党报 “明朗锐利地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抨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 对内，他要求报纸成为 “党手中的有力的自我批评的武器，对于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党报应该以实事求是的同志的态度加以批评和指摘”。

关于党报的组织性，他将斯大林关于报纸组织作用的论述做了改造，实际上讲述的是党报对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提倡，一种总体上的宣传作用。他就“组织性” 写道： “响应党的政府的号召，或者根据党的方针倡导各种群众运动，经常注视和指导运动的展开，具体帮助各种群众运动和工农大众的斗争。党报决不能是一个有闻必录的消极的记载者，而应该是各种运动的积极的提倡者组织者。”

1944年秋，博古在与报纸采通科的谈话中，把这 “四性” 概括为党报喉舌作用的四个方面，同时谈到党报的耳目作用。他说：报纸 “是党的日常的耳目，如果报道不正确，会影响党的政策。我们要成为党的喉舌，必须要贯彻党性、群众性、组织性、战斗性” (汇编下册203页)。

《党与党报》 一文的写作起因是党中央决定 《解放日报》 同时兼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接受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双重领导。鉴于报纸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和整个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将发生更多的联系，博古撰写了这篇社论，进一步论证了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的关系。

在这篇社论中，博古对列宁关于 “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中的主语 “集体” 做了中国化的解释，他写道： “所谓集体宣传者集体组织者，绝不是指报馆同人那样的 ‘集体’，而是指整个党的组织而言的集体。” 在这篇文章里，博古要求 “党必须动员全党，来参加报纸工作”，要求每个党员关心报纸，阅读报纸，讨论报纸上的重要文章和消息，推销报纸，向报纸投稿。

在1944年的社论 《本报创刊一千期》 中，博古总结了 《解放日报》 改版以来的基本经验，他写道：“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 ‘全党办报’四个字。” 关于这四个字的解释如下： “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者与集体组织者的作用，报纸就能经过党的组织组成了在边区包含600余组的广大的通讯网，并能改革了文风，改进了技术。对于农村的环境，我们也渐渐学会了怎样去适应。” 后来，关于 “全党办报” 思想的权威论证，主要根据便是这篇社论。这篇社论的思想也是毛泽东在1948年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中所说的思想：“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

博古在党报的性质和作用、党报与党的关系、全党办报等理论方面的论述丰富了毛泽东的党报思想。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kesizhuyi/20221213615.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