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成立，同时决定创办直属的全国性新闻干部培训机构——北京新闻学校，该校是中国新型新闻教育的奠基地。该校并非新创，其前身是新华社总社举办的新闻训练班。1948年9月，新华社总社在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 不远的北沟村举办了第一期新闻训练班，主办人是梅益和张纪明。该训练班近30名学员绝大部分系从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调来。学习时间为三个月。课程讲授者有廖承志、胡乔木、石西民、朱穆之、廖盖隆、梅益等。该批学员毕业后，大部分留在新华社总社工作，少数分配到华北人民日报社。

新华社总社于1949年3月随同党中央进驻北平西郊香山后不久，即开始筹办第二期新闻训练班，6月10日，新华社总社编委会决定调时任新华社总社编委兼国际新闻部主任的陈翰伯 (1914—1988) 为班主任，许诺负责教务，徐亚南负责干部工作，孙正负责秘书与行政工作，他们四人组成班务委员会，领导新闻训练班。该期学员51人，全部从华北大学调来，学习时间为两个月 (6月20日至8月20日)。毕业学员有七人留班工作，其余都分配到新华社总社工作。

新闻训练班第二期结束后，即着手筹办第三期。该期学员是面向全国招考而来的大学毕业生及具有同等学力、掌握一门外语的青年知识分子。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决定原属新华社总社的新闻训练班改名为 “北京新闻学校”，该期训练班学员即为 “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学员。北京新闻学校由新闻总署副署长范长江兼任，陈翰伯任副校长，实际主持校务工作。学校下设教务科、组织科、总务科等机构，校址仍在香山。第一期学员学习时间为七个多月，1950年5月毕业时，有学员272人，除八人留校外，其余学员被分配到华北、中南、西南、东北四个地区。

主持北京新闻学校工作的常务副校长陈翰伯

北京新闻学校第一期结束后，于1950年8月续办第二期。此时，校址迁移到北京西单大磨盘院2号，工作机构增设了秘书室和校刊编辑室，创办了校刊《新闻学习》，作为指导学习和业务实习的园地。

第二期分设研究班和普通班，研究班系调训工作两年以上的在职新闻工作者，普通班学员是从北京、上海、广州三个试区招考的大学肄业两年以上及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知识分子。该期于8月20日开学，共有236名学员。其间，部分学员因志愿参加抗美援朝、保送入军干校及调出等原因离校，1951年7月底毕业时仅剩学员163人。除研究班有46人回原机关外，其余117人统由政府分配到北京和西南、西北地区工作。

北京新闻学校第二期结束后，即行停办。随后利用原有校舍和工作人员办了一期宣传干部培训班，改隶中共中央宣传部。班主任由胡乔木兼任，胡绳任副班主任，陈翰伯任秘书长。宣干班于1951年10月15日开学，分设甲、乙两班。甲班学员系从各地选调来的地、县两级宣传部部长，乙班学员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来的大学文科毕业生。1952年9月，从燕京、复旦、圣约翰等三个大学新闻系调来当年的毕业生，编为丙班。该宣传干部班于1953年5月结束。

与一般高等学校不同，北京新闻学校学员在校期间享受干部待遇，实行供给制。学员招生面向在职新闻工作者、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的青年知识分子。第一期学员学习时间只有七个多月，第二期学习时间则为一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急待大量的新闻干部; 其次也因为学员来本校之前已经受过全部或大部高等教育或具有同等学力，‘知识化’ 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需要补充的主要是 ‘革命化’ 和 ‘专业化’ 方面的教育，没有必要再去重学一般的课程”。[陈翰伯、许诺 《建国初期的 “北京新闻学校”》，《新华社回忆录 (二)》 333页，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教育方针，范长江指出： “根据近十年来解放区各地办新式新闻教育的经验，我们现在必须而且可能改变在过去短期新闻训练班所实行的实质上(不是名义上) 是政治认识与思想改造为主、业务为辅的教育方针，而采取以理论与业务并重的教育方针。”(范长江 《这一期的教学重心应当是什么?》，《新闻学习》 1950年8月28日创刊号) 由此，北京新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为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 “新闻业务” “中外语文”“时事政策与国际知识”及辅助报告六类。(参见 《北京新闻学校第二期开学》，新华社1950年8月26日电稿) 凭着北京新闻学校的 “高规格” 及陈翰伯的出色组织才能，“班、校没有专任教师，都是请中央机关负责人和各界知名学者专家兼课。为我们讲过课的先后有徐特立、伍修权、胡乔木、杨献珍、艾思奇、蒋南翔、胡愈之、钱俊瑞、薛暮桥、杨静仁、宦乡、张友渔、乔冠华、周扬、于光远、胡绳、叶圣陶、吕叔湘、范长江、萨空了、梅益、吴冷西、朱穆之、穆青、老舍、丁玲、赵树理、刘白羽等，计有百人以上”(徐亚南 《怀念陈翰伯》，《陈翰伯文集》 第530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新华社新闻训练班第二期时的照片

北京新闻学校重视思想政治教育。“除正课外，还进行了一种辅助性的教学活动，统称之为 ‘漫谈’。这项工作是由本校工作人员分工担任的。这是一种内容广泛、方式灵活的关于思想、品德、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的教育”。[参见陈翰伯、许诺《建国初期的 “北京新闻学校”》，《新华社回忆录 (二)》334页] 对此，有学员回忆道： “另一类大课，其实不能算 ‘课，，只是一个个政治运动的动员和 ‘忆苦思甜’ 阶级教育之类的演讲。这一类报告，通常由副校长或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来做，或请一些工农兵的代表人物来 ‘控诉’。”[黄植煦 《回忆北京新闻学校》，冯力 《老照片》 (第66辑) 3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 “当时有这样一件事，伍修权同志出席联合国会议回来，陈翰伯请他来学校讲联合国之行。因为是内部报告，故有很多属于内部参考的材料，不适宜公开发表，但学员中却有人向报纸发稿，用的标题是《伍修权大闹联合国》。很显然，这违反了新闻纪律，学校抓住这件事及时进行了新闻纪律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的基础教育，还联系新闻细节夸大失实的问题进行座谈讨论。” (彭德汉《陈翰伯和北京新闻学校》，《新闻与传播研究》 198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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