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10月，马克思在他写的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 <总汇报>》 一文中使用了 “报纸良心” 这一概念，指一家报纸应当以自己恒定的信念取信于读者。

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知识界和一些觉悟工人中已有传播，在英、法等国成为一种舆论的潮流; 但在德国，这类思想还处于萌芽状态。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在斯特拉斯堡召开，《莱茵报》 和奥格斯堡 《总汇报》等德国报纸对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及活动均做了报道，《莱茵报》 刊登了梅维森的 《英国的状况》 和政论家赫斯的 《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 等涉及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文章; 施泰因的调查报告性著作 《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引起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广泛关注。

1842年10月11日，《总汇报》 第284号发表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 《共产主义者的学说》，指责《莱茵报》 在报道中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把 “邻国的混乱” 引进了德国，把 《莱茵报》 比喻成一个虽然并不真正信仰共产主义却又在向共产主义虚幻地“卖弄风情” “频送秋波” 的人。这时，马克思刚刚应聘担任 《莱茵报》 编辑。针对该报的指责，他撰写了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 <总汇报>》 一文，载于10月16日 《莱茵报》 第289号。在这次论争中，马克思第一次表明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

发表马克思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 <总汇报>》 一文的《莱茵报》 版面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具有欧洲意义而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今天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尽管奥格斯堡保持沉默，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有目共睹的事实。” (2版1卷293页) 马克思认为，奥格斯堡 《总汇报》 无视英、法等国的事实，更无视德国社会的现实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总汇报》 既没有提出任何药方，也没有做任何尝试，去弄清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而是用说空话的方法，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表一些并非属于自己的思想。在稍后写的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 一文中，马克思批评道： “奥格斯堡 《总汇报》 当然会触及各种各样的现实： 墨西哥的现实，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把假象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假象。” (2版1卷328页)

在对待共产主义的问题上，奥格斯堡 《总汇报》表现出游移善变、违背良心的虚伪。《总汇报》 在第275、277、278、280、281号上也刊登了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279、284、287号上，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一系列活动。此前，《总汇报》还发表过海涅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通信。然而转眼该报反过来却指责 《莱茵报》 传播共产主义，甚至建议君主政体应当采取措施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纳入其掌握之中。马克思批评 《总汇报》 在共产主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和虚伪，这种虚伪就如马克思数日后揭露 《科隆日报》 的虚伪时所说，如果有人指责自己的近邻犯了应该处以死刑的罪行，而这正是他自己也曾打算去做、只是由于外来的阻碍而没有亲自做成的事，那么这种指责就不是谨慎的举动，而是不可理解、居心叵测的，越出了 “公共道德的界限” (2版1卷405页)。

以奥格斯堡 《总汇报》 为反例，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思想、良心和信念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说：“征服我们心智的、支配我们信念的、我们的良心通过理智与之紧紧相连的思想，是不撕裂自己的心就无法挣脱的枷锁” (2版1卷295-296页)。这里所说的 “思想”，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真理的真正确信和行动的指南，它体现着与理性相结合的自我确信的良心，并形成理智与良心合一的坚定信念。如果一个人的主观愿望与这种理性的规定相抵触，就必然会使他产生良心与理性对立的人格分裂，从而产生良心的痛苦，而这种痛苦 “只有撕裂自己的心才能摆脱”。马克思最后说： “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自己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又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 (2版1卷296页)

当时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持保留态度，他说： “ 《莱茵报》 甚至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理论上的现实性，因此，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根本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莱茵报》 将对这种思想进行认真的批判。” (2版1卷295页) 但是与奥格斯堡 《总汇报》的机会主义态度不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在欧洲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共产主义思想，绝不能根据肤浅的、片刻的想象去批判，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马克思指出： “共产主义在德国还不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虽然如此，却仍旧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决不能像奥格斯堡 《总汇报》 那样不加深思地用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把它推开。” (科尔纽 《马克思恩格斯传》 1卷394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马克思1858年谈到的 “政治良心” (des politischen Gewissens)，也与他早年提到的报纸良心(Gewissen) 意思相近。他当时批评法国思想界说：他们 “从来不以过分讲究政治良心著称，并且随时都准备为任何政体效劳，不管它是摄政王还是罗伯斯比尔，是路易十四还是路易-菲力浦，是第一帝国还是第二共和国” (12卷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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