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7日，《人民日报》 二版头条发表 《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 一文，介绍了安徽滁县和淮北地区一些社队实行 “定产到组、责任到人” 的做法及显著成效。文章发表一周后，《人民日报》 在头版头条意外地以 “读者来信”的形式对此表达不同意见，并加了较长的 “编者按”。两星期后，《人民日报》再在头版以另一 “读者来信” 对前一 “读者来信”进行批评，肯定 “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组报道以及随后的报道，直接推动了中央75号文件的出台，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1979年3月7日 《人民日报》 二版上部

《农业劳动报酬联系产量计算的调查》 的作者先引出问题： “一些在基层工作多年的同志反映说，减轻农民负担、搞好分配兑现、改变干部作风等，对调动广大农民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已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还未能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什么原因呢?” 他的回答是 “没有或不敢把计酬同产量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在贯彻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中影响农民劳动积极性的症结所在。接下来，文章通过很多实例说明 “实行产量责任制”，即 “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定产到组，责任到人”，能使广大社员从切身经济利益上关心他们的劳动成果、提高农活质量。如社员们所说 “看得见、摸得着了”，改变了过去那种 “只想千分，不顾千斤”，不重视农活质量，不关心生产成果的现象。

有没有顾虑呢? 作者层层递进，进而对人们搞不清楚的一些问题做了界定，包括定产到组，实行产量责任制，是不是单干或变相单干?是不是倒退? 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 会不会把农民的注意力引到狭隘的小生产方面去，不利于向社会主义大农业生产方向发展? 作者解释道，实行产量责任制的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不是倒退; 这是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进行劳动，所以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问题; 不仅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和狭隘的小生产，而且是加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积极创造条件。最后作者提醒道： “从实际出发不强求一律，当然，把计酬同产量紧密联系起来，实行产量责任制，必须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 整篇文章用事实说话，对可能存在的思想顾虑，进行了有的放矢的释疑解惑。

3月15日，《人民日报》 在头版头条发表一封读者来信《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并配有较长的 “编者按”，反对农村中正在试行的包产到组的生产责任制。该 “编者按”中指出： 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 包产到组，已出现的地方要坚决纠正。同时还配有另一篇报道 《纠正作业组为核算单位的错误作法》。《人民日报》 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内部讨论的反映，属于正常现象。这组报道引起正在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地区的人心波动和强烈反对。

1979年3月15日 《人民日报》 头版上部

1979年3月30日 《人民日报》 头版上部

3月30日，《人民日报》 在报眼位置发表专为另一读者来信 《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 配发的“编者按”《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 因地制宜实行计酬办法》，批评了3月15日读者来信的看法，认为那天发表的一些观点增加了下边的混乱，再次强调“联系产量计算报酬” 既不改变所有制性质，也不改变生产队基本核算单位，不违背党的政策原则。“应该相信大多数群众是有鉴别力的，只能划个大杠杠，不能硬要群众只能采用这种办法，而不能采用另一种办法。”该 “编者按”说，3月15日 “编者按”的提法有些不够准确，今后应当注意改正，但不同意见可以继续讨论。

“编者按”通常是编辑为强调、突出某一篇文章的观点或情节而写的几句话，很少有单独为 “编者按”另加标题的。这次为 “编者按”所加的标题，实际上反映出党中央高层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倾向性意见。不用再动员，3月30日的报道引发各地农村迅速开始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变。

5月16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的报道和 “编者按”再为推进农村改革添了一把火。这天的头条是全文转载 《辽宁日报》 记者范敬宜所写的述评《分清主流与支流 莫把开头当 “过头”》。范敬宜以实地调查的事实回答了对联产责任制的质疑，指出：“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向许多农村干部和社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今年农村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普遍的回答是 ‘活起来了!’。” 这个 “活” 字，很形象地概括了生产队有了自主权以后，在政治、经济、生产、生活上出现的生动局面。《人民日报》 的 “编者按”上来就直指问题的关键： “正如 《辽宁日报》 记者写的这篇述评所说的一样，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如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在基层才刚刚开始贯彻，有些同志就叫嚷什么 ‘强调自主权过头’ 了。有一部分县社干部搞瞎指挥，搞强迫命令搞惯了，现在老办法行不通了，就大喊什么下面 ‘不听指挥’ 呀、‘乱了套’ 呀。究竟自己指挥得正确不正确? 下面的意见有没有道理? 根本不去了解。还有一些领导同志，对三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本来持怀疑态度，甚至有抵触情绪，自己又不深入调查，看看群众和基层干部在想些什么，实际情况是怎样，一听到有人叫 ‘过头’了，自己也跟着叫起来; 或者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属于支流的问题当作主流。” 该“编者按” 指出： 改变这种状况，“最好是这些同志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新华社随后向全国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全文广播。显然，这时党中央已经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定论。

《人民日报》 关于联产承包制的讨论，对推动中央1980年75号文件的推出，起到了舆论铺垫的作用。1980年9月14日—22日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对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并写出了讨论纪要。该纪要作为中央75号文件下发。由杜润生起草的纪要的第三点，对 “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 进行了肯定。纪要写道： “两年来，各地干部和社员群众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总起来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小段包工，定额计酬; 一类是包工包产，联产计酬。实行结果，多数增产，并且摸索到一些新的经验。特别是出现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更为社员所欢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纪要中尤其提到，在一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在长期 “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 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就这种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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