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关于出版自由认识的一次带有转折性质的争论。

1917年11月7日 (俄历10月25日) 彼得堡发生十月革命 (现在俄罗斯将此事件认定为十月政变)，与此同时，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和立法机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三个社会主义的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参与了新政权。列宁只当了一天主席，第二天就担任人民委员会 (相当于中国国务院) 主席。11月9日—2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列·鲍·加米涅夫; 1917年11月21日至1919年3月16日，主席为雅·斯维尔德洛夫。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一开始，内部就出版问题发生了争论。

1917年11月8日，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查封了一系列刊登临时政府号召反对苏维埃政权呼吁书的报纸 (《言语报》 《日报》 等)，逮捕了有关人员，没收了这些报纸的印刷所。没有参与反抗的资产阶级商业报纸和各政党报纸，照常出版。11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布由列宁签署的 《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 (又称 《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宣布临时革命委员会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该法令指出： “在我国自由的盾牌后面，实际上是隐藏着富有阶级有夺取整个新闻界最大一份的自由，并以此来毒害群众的心灵，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造成混乱。……一旦新秩序得到巩固，所有不利于报刊的行政措施都将废止; 根据这方面最广泛最进步的规定，在法律责任的范围内，新闻将得到充分的自由。可是要记住，即使在紧急时刻，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要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人民委员会的规定如下： ……本法令是临时性的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撤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史料选编》 第4卷11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显然，列宁签署此法令有两个根据，实践方面是为了在特别时期维护革命政权，理论方面是实现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法治化出版自由的设想。这一法令一方面宣布查封反对十月革命的报刊，另一方面承诺未来施行新闻出版的法治化管理，甚至说即使在紧急时刻，对新闻自由的限制也只在必要范围内。其中明显的问题在于，查封没有客观的标准。

当月内，人民委员会还公布了 《关于国家对广告实行垄断的布告》。该布告规定，国家对定期刊物、文集、海报等刊登的收费广告以及商店的广告牌等实行垄断。

全俄中央委员会主席列·鲍·加米涅夫(1917年11月9日—21日)

11月17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以多数票(34票赞成，24票反对，1票弃权) 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关于无保留地支持人民委员会10月26日 (公历11月9日) 关于出版政策的决议案。该决议案虽然通过了，但这个结果导致中央执行委员会部分人因此辞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29人，参加那次会议的可能不到20人，声明辞职的16人; 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62人，参加那次会议的约40人，声明辞职的8人，其中同时亦是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5人，他们是格·季诺维也夫 (后来是共产国际主席，1936年被处决)、列·加米涅夫 (1922年列宁休养后接替他担任人民委员会代主席，1936年被处决)、阿·李可夫 (后来担任过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1938年被处决)、弗·米柳亭 (后来担任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被处决) 和维 ·诺根，后三位同时辞去他们在政府中分别担任的内务、农业、工商人民委员职务。社会革命党声明： “见诸报端的、刚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是政治恐怖制度和点燃内战之火的明显的、剧烈的表现”，他们因 “拒绝承担这种有害的恐怖制度”而辞职。宣布辞职的布尔什维克委员声明，他们不同意“用政治恐怖手段来保持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因 “不能对这一政策负责”而辞职。(参见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 108页，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他们共同的观点是，担心这种规定的主观判断标准无法控制，殃及更多的报刊，造成恐怖统治。

这一最初的分歧表明，鉴于俄国长期存在的专制统治传统，各政党甚至布尔什维克党内部，缺乏在民主制条件下政治合作的经验，轻易以分裂相威胁。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执政和贯彻社会主义出版自由的原则，在俄国并非易事。

不过，反对意见的担心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从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看，随意查封报刊的现象是存在的。例如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 (11月9日) 受人民委员会委托手写的一项命令的全文是： “人民委员会委托海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没收一个资产阶级报纸 ( 《经纪人》 或其他报纸) 的印刷所以满足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需要。”在这里，没收报纸印刷所的标准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和政治功利色彩，具体查封哪家报纸竟可以随意确定。

列宁当时为维护政权采取的措施有当时的道理，然而反对意见的担心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直接查封反对十月革命的报刊，在叙述逻辑上成立，但在法治实践上是有害的。其实从列宁当时的承诺看，他意识到管理新闻出版业应该采用法治的方式，查封报纸仅作为一种临时措施。而党内的反对意见则更为理性，他们意识到不能用暴力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后来苏俄 (1922年以后为苏联) 在这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循着这种逻辑一直走到了尽头： 对不同思想的暴力一旦开始，很难停止在某个标准线上 (它本身是主观的)，因为除了被禁止的人群和范围外，任何原先思想一致的人群或范围内，总会出现新的不同思想，一轮一轮地封闭不同意见的表达渠道，最终导致执政党内部用同样的逻辑封闭所有的思想交流，整个党和国家陷入一片死寂。

几个月后，即1918年3月起，苏俄迅速转向军事共产主义试验，取消商品交换和实际上取消货币，所有的报刊实行分配制，列宁当时认为这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这时不要说不同观点的报纸，就是报纸的商品属性和新闻属性 (列宁要求报纸上的新闻减少到百分之一) 都没有了。列宁后来认识到犯了重大错误，停止共产主义试验，转为市场经济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但他无力制止已经启动的这一对报刊管控的进程，他所说的 “本法令是临时性的法令，在公众生活恢复正常后将被一项特别法令所撤销”没有变成现实。

柏林街头纪念卢森堡的群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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