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的副标题是 “致 《晨报》 编辑”。巴枯宁 (МихаилАлександровйч Бакунин，1814—1876) 是19世纪俄国的著名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40—70年代与马克思是革命的同路人，70年代由于观点分歧而与马克思分道扬镳。1848年马克思主持 《新莱茵报》 时曾收到不同信息源的关于巴枯宁是俄国间谍的消息，尽管巴枯宁是他政治上的同盟者，但作为报纸主编，新闻的发布是存在时效竞争的，他即刻发布这一消息，同时也尽快联络，以澄清事实，报纸很快又发布了新的否定的消息。这本来是报纸有机运动的表现，新闻真实表现为一个调查了解的认知过程。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流亡英国。1853年，流亡国外的俄国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伊万·戈洛文 (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1816—1886) 等公开指责马克思，说他最早散布了巴枯宁是俄国政府间谍的消息。马克思在两次反驳中论证了在新闻时效和真实之间如何把握的新闻工作惯例。本文是他第一次反驳，写于1853年8月30日，发表于1853年9月2日的英国 《晨报》。原文是英文，中译文约1 500字，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一版9卷321～322页和中文二版12卷327～329页。另一篇文章是写于9月4日的 《致 〈人民报〉 编辑》，发表于1853年9月10日的英国 《人民报》 (The People’s Paper)。

米哈伊尔·巴枯宁

马克思叙述了当时关于巴枯宁问题的报道过程，写道： “1848年7月5日，《新莱茵报》 收到了两篇来自巴黎的通讯： 一篇是哈瓦斯通讯社 [法国最大的通讯社——引者注] 的通讯原稿，另一篇是与这个通讯社完全没有联系的一位波兰流亡者 [《新莱茵报》驻巴黎通讯员艾韦贝克——引者注] 的私人通讯。两篇通讯都说，乔治·桑 [法国著名女作家——引者注] 掌握了一些足以使巴枯宁声名扫地的书面材料，这些材料说明巴枯宁最近和俄国政府建立了联系。7月6日，《新莱茵报》 发表了驻巴黎通讯员的通讯。巴枯宁本人则在 《新奥得报》 (在布雷斯劳出版的报纸) 上声明，在 《新莱茵报》 发表这篇巴黎通讯之前，类似的谣传就在布雷斯劳秘密地散布; 这些谣传来自某些俄国使馆; 他将写信给乔治·桑，这是他对这些谣传的最好回答。巴枯宁给乔治·桑的信与他的声明同时发表了。声明和信都马上在《新莱茵报》 上转载了 (见1848年7月16日 《新莱茵报》)。1848年8月3日，《新莱茵报》 接到巴枯宁通过弗·科斯策尔斯基先生 [波兰民主主义者，后来为土耳其将军——引者注] 转来的乔治·桑给 《新莱茵报》 编辑部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天就发表了”。

马克思特别就1848年8月3日 《新莱茵报》 发表乔治·桑给 《新莱茵报》 编辑部的信而写了编者按语，全文如下：

本报第36号曾报道巴黎谣传乔治·桑掌握了一些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俄国流亡者巴枯宁被说成是皇帝尼古拉的间谍。我们所以公布这个报道，是因为两位彼此完全没有联系的通讯员同时向我们送来了这个消息。我们这样做只不过是尽一个公众报刊的义务，一个公众报刊对社会活动家是应该严格监督的。在这同时，我们也给了巴枯宁先生机会，让他来消除某些巴黎人士对他提出的怀疑。同样，我们没有等到巴枯宁先生提出要求，就从 《新奥得报》 转载了他的声明和他给乔治 · 桑的信。现在我们将乔治·桑给 《新莱茵报》 编辑部的信逐字译出发表如下，这封信彻底澄清了这件事。

在这里，马克思论证了报刊对公众人物的监督职责，也论证了涉及新闻真实的报纸工作惯例。这是马克思继1843年1月论证 “有机的报刊运动”以后又一次对新闻真实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进行的论证。该文后半部分主要介绍了后来马克思与巴枯宁见面恢复友好关系、《新莱茵报》 多次正面刊登巴枯宁消息的情况。

不料，前述俄国流亡者不依不饶，继续发表文章攻击马克思。于是，1853年9月4日马克思又写了第二篇反驳文章，全文展示攻击他的文章，措辞比较严厉地回复道： “如果有人不知道争论必然包含相反的意见，历史的真实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却为发现这一点而大惊小怪，他不正是‘愚蠢的朋友’ 吗? ……如果有人断言，一家报纸刊登了它的外国通讯员写的一篇报道而编辑未作任何评价就是 ‘支持’ 这个报道，他不正是 ‘愚蠢的朋友’ 吗?” (2版12卷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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