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每周评论》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关键性报刊之一。该报先后由陈独秀、胡适主编，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一份令人瞩目的政论性周报。

1918年一战结束，国内民众对国内外时局日益关注，尤其是涉及中国切身利益的巴黎和会。《新青年》 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了尊重胡适“只谈文化、不谈政治” 的主张，也为了自己在政治上的兴趣，决定另创办周报 《每周评论》。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召集创刊会议，参加者有李大钊、高一涵、高承元、张申府、周作人等。会议要求每人交五元大洋，作为开办经费。会议公推陈独秀为书记及编辑，其他人皆为撰述 (参见臧伟强《陈独秀李大钊关于 〈每周评论〉 的书札》)。1918年12月22日该报在北京创刊，逢周日出版。这份四版的报纸以时局政治为主，兼论思想文艺，与同时期的 《新青年》 互为补充，“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 ( 《新青年》 第5卷第6号)。

《每周评论》 第1号头版

《每周评论》 主编陈独秀、胡适

陈独秀以 “只眼” 为名，在 《每周评论》 发刊词中将其宗旨阐释为 “主张公理，反对强权”。秉承这个理念，创刊初期的周报发表了大量对现实政治的批评及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1919年1月19日，陈独秀发表社论 《除三害》，将军人、官僚、政客称为中国的 “三害”，认为这三害不除去，则中国政治永远不能清宁。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王广祈等主要作者着力批判黑暗现实，呼唤民主与自由。

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 “十四点原则”，指出 “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 (李庆余主编 《11个美国人与现代中国》 42页，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陈独秀在发刊词中就此写道： “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他还在 《多忙之威尔逊总统》 一文中称：“可喜的消息是威尔逊总统已与英国当局会晤。讨论平和意见，并没有大出入。”

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在秘密召开的 “十人会议” 上提出由日本接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引发中日代表的激烈辩论。北洋政府外交部于2月10日发表声明： “各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席上，顾本国之利益，为正确之主张，为今日国家独立自存应有之意，他国绝无干涉之理。” 中国与会代表虽据理力争，但原先的不平等条约却未能得到废除。4月22日在 “五国会议” 上，美英两国都明确表示支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陈独秀等对 “公理战胜强权” 产生了怀疑，他在 《每周评论》 第19号的刊文《南北代表有什么用处?》 中指出： “若想真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 对威尔逊的评价也由 “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改为 “威大炮”。

从第21号开始，《每周评论》 特辟 “山东问题”专栏。5月26日刊登了陈独秀撰写的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提出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 “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1918年，李大钊在 《新青年》 上发表了 《庶民的胜利》 与 《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两篇文章，较早地将列宁主义介绍到中国。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 摘译 《共产党宣言》，并加注按语： “这个宣言，是Marx和Engels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1847年的十一月到1848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的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娱乐场所散发 《北京市民宣言》 而被捕，李大钊为躲避追捕而离京。胡适接手主编 《每周评论》，就此他叙述： “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83天。独秀入狱之后，他所主编的《每周评论》 我只好暂时代为编辑，编到被查封为止。” ( 《胡适口述自传》 20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胡适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改良，反对盲目地接受教条主义，因而他在第26、27号的报纸上整版刊登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杜威的演讲。7月20日，胡适发表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 “主义”》 一文，他写道，“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空谈好听的 “主义，是极容易的事”;外来进口的 “主义” 对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 偏向纸上的“主义” 是 “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他认为，不顾中国实际问题而 “囫囵吞枣地把整套有偏见的外国主义搬来中国，实在是一种智慧上的懒惰” (《胡适口述自传》214页)。不久，李大钊在8月17日的 《每周评论》上发表 《再论问题与主义》，表示不同意胡适的观点，他写道： “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这场关于 “问题与主义” 的论战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有积极作用的。

1919年8月31日，《每周评论》 第37号在排版付印时被徐世昌政府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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