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历史上有过多次创办理论刊物的计划和行动。第一次是在1844年与阿尔诺德·卢格合作出版 《德法年鉴》 (Deutsch-Franzosiche Jahrbucher)，但只出版了一期就被普鲁士当局查封，加之他和卢格在观点上发生分歧，该刊没有继续办下去。1847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并在布鲁塞尔掌握了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 (Deutsche Brüsseler-Zeitung)，将它变成实际上的同盟机关报。报纸与期刊不同，只能在与时事相关的问题上适度论证唯物史观，无法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政策与策略，于是马克思再次萌生了创办理论刊物的设想。

1976年，在民主德国发现了马克思1847年9月29日致韦纳尔·冯·韦尔特海姆 (Werner von Veltherm，1817—1855) 的信，该信公开发表于德国统一社会党机关报 《新德意志报》 (Neues Deutschland) 1976年5月5日第107期，原文是德文。1978年12月，《人民日报》 附属的 《新闻战线》 杂志复刊号首次发表了该信的中译文。该信后来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一版50卷407～408页和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二版47卷481～482页。这封信比较清晰地展现了马克思当时的出版计划，是研究马克思出版党的理论刊物的珍贵历史文献。

马克思给韦尔特海姆信的手迹

要创办理论刊物，就需要经费。于是马克思到处与志同道合者、亲朋好友联系，希望以入股的方式筹集到必要的创办费用。马克思母亲的娘家在荷兰，当时马克思正在荷兰的姨父莱·菲力浦斯家暂住，于是他想到了在柏林大学的同学，也是他夫人燕妮的亲戚、小舅子埃德加·威斯特华伦的朋友韦尔特海姆。那时他是德国萨勒河畔哈雷市附近奥斯特劳的庄园主，显然是不缺钱的财主。马克思对这位老同学的政治立场估计是清楚的，应该不会是极端的反动派，不然他不会找他; 但显然这位老同学不会是革命者，在德国政治史上没有这个人的任何活动记录。所以他的第一句话是： “您收到我写的信想必会感到惊异，因为您可能不记得我了。”

马克思的切入点是学术，谈政治经济学而没有涉及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但即使如此，还是清晰地说明了创办一家党的理论刊物的科学基础： “不能从先入为主的原则出发，相反，应当描述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派别和宗旨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状况的联系”。这一创刊的指导思想，可以追溯到1844年马克思创办 《德法年鉴》 时的论述。他在说明办刊方针时，强调反对思想上的先入为主，反对以凌驾于民众之上的姿态讲话，而是从现实中向人们阐明原理。他指出： “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2版47卷64页) “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 (2版47卷64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 真理在这里，下跪吧! 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 (2版47卷66页)。“用一句话表明我们杂志的倾向： 对当代的斗争和愿望作出当代的自我阐明” (2版47卷67页)。

1978年12月 《新闻战线》 复刊号上的中译文

马克思在三年后同样认为，创办的新杂志应该从德国实际情况出发，这个实际情况如他在信中所写：“各种观点五花八门，以致好不容易达到某种程度统一的德国著作界又面临分裂为许多地方著作界——柏林的、萨克森的、莱茵的、巴登的等等——的危险。”“可以看出各种极不相同的宗教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观点的大杂烩。”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以批判的态度，审视现有的一切理论是马克思为理论刊物制定的指导方针。所以，马克思继续写道：杂志应以批判的态度 “对所有这些党派和观点”。马克思所主张的批判向来不是空洞的批判，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主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不是先知式地教诲人们，而是共同讨论。

那么应该采取何种方式来批判与审视呢? 马克思在信中也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相反，应当描述德国政治的、宗教的和社会的派别和宗旨及其著作同德国经济状况的联系; 因此，在这样的杂志上起主要作用的应当是政治经济学。”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创办这份理论刊物，马克思主张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基础，他提出： “我认为毫无疑问，只有首先阐明生产关系问题，以及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同生产关系的联系中去考察和评价这些领域，才能对当前非常分散的德国运动，以至整个现代运动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马克思致力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流派，并说明了阐明生产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马克思的这封信反映了马克思一生的研究工作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他后来的代表性论著 《资本论》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注重考察思想观念背后的经济条件和经济关系，这是他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学术表现。

马克思除了在这封信中表达了办报刊的强烈意愿外，还在1847年10月26日致德国诗人、政治上的合作者奥尔格·海尔维格的信中谈到了此事。他写道： “由于在德国目前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利用出版社，我已同德国国内的德国人达成协议，合股创办一家评论性月刊。在莱茵省和巴登已经招到一定数目的股份。只要筹集的款项够杂志办3个月之用，我们就立即动手干。” (2版47卷493页) 这里所说的杂志与马克思和韦尔特海姆说的杂志是一回事。显然，一个月后筹建杂志已经有了进展。

就在马克思为创办这份杂志进行准备的时候，1848年2月法国爆发革命，人们的注意力都被转移到革命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上，加之因为革命发生、马克思被保守的比利时政府驱逐，这一创办理论刊物的计划无法提上日程。马克思到达革命的中心巴黎后没有几天，随着柏林三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来到科隆投身德国革命，创办 《新莱茵报》 ……

马克思的愿望没有实现，但是通过这封信我们可以很好地了解马克思关于出版党的理论刊物的基本思想： (1) 反对思想上的先入为主; (2) 以批判的态度审视现有的一切理论; (3) 以政治经济学为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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