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 〈泰晤士报〉和帕麦斯顿勋爵》 是马克思写的一篇通讯，发表于1861年10月21日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原文是英文，中译文4 000多字，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15卷335～340页。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勋爵

1861年，英国的报业处于政党报刊时期转向商业报刊时期的拐点上，《泰晤士报》 的报业规模也发展到巅峰。当时英国贵族正逐步资产阶级化，作为贵族寡头代表的帕麦斯顿在担任首相之后，一度实现在本国的独裁统治，他以金钱和官位的诱惑、提供政治新闻的特权间接控制了 《泰晤士报》 等报刊，以致马克思说，《泰晤士报》 在对外政策方面 “完完全全变成了他的奴隶”。作为这一时期 “国家舆论”代表的 《泰晤士报》，既受到政权垄断与社会变革的影响，又受到新兴大众报纸在经济收益上的挑战与威胁，实际上在政治依附和与政治保持距离之间艰难挣扎。(参见王晶 《马克思论报纸利益与政治》，《国际新闻界》 2013年第3期)

由于 《泰晤士报》 的编辑罗 · 娄发表了文章《〈泰晤士报〉 在政府中的作用》，引发马克思对一个时期以来该报的所作所为做了批判性评价，论证了《泰晤士报》 与英国政治当权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对《泰晤士报》 在对外政策方面与当权者的合作进行了揭露。马克思主要谈到以下几个问题：

一、《泰晤士报》 如何同时受制于舆论，又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文章开篇提到罗·娄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 “英国人民靠阅读 《泰晤士报》 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 马克思评论道： “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 《泰晤士报》 的支持下实现过; 相反，《泰晤士报》 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 就来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在所有这些情况之下，《泰晤士报》 就不是指导舆论，而是生硬地，勉强地，在试图挽回人民运动的狂澜久而无功之后，屈服于舆论。”

这段话是马克思论证全文的思想核心，它表明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在对外政策上，《泰晤士报》基本听命于当权政府，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是牵制该报发展的两根链条; 第二，在必须进行抉择的时候，《泰晤士报》 的自身利益最终决定其政治态度，其目的是获得公众的认同，进而保障自身利益。(参见王晶 《马克思论报纸利益与政治》，《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3期)

二、19世纪 《泰晤士报》 与英国的统治阶级的关系，即贵族为资产阶级动手，报界为它用脑，并且在对外政策方面，贵族通过报界实行垄断。马克思从一个侧面揭露了 《泰晤士报》 和英国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联系： “帕麦斯顿设法把 《泰晤士报》 的某些有影响的人物拉到内阁中来担任次要的职位，并且把另一些人接纳到自己的社交圈子里，予以安慰……从这个时候起，《泰晤士报》 在不列颠帝国对外政策方面的活动就完全是为了制造符合于帕麦斯顿勋爵的对外政策的舆论”，为他 “想做的事准备舆论，并且强使舆论赞同他已经做的事”。

三、首次在报业中使用 “集中规律” 这一概念，说明英国报业的垄断趋势。马克思在文中提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 “集中规律”。1855—1865年帕麦斯顿连续担任首相期间，英国的政治权力一度实现集中化。在国家对外政策方面，“一手垄断对外政策的贵族，起初缩小成寡头集团，以一个名为内阁的秘密会议为代表，然后，内阁又被一个人挤掉，这就是帕麦斯顿勋爵，他在近30年来篡夺了管理不列颠帝国国家资源和决定其对外政策方针的绝对权力”。与此同时，“由于集中规律在报业起着比在纺织业中更快的作用，伦敦《泰晤士报》登上了英国国家报纸的地位，在其他国家面前成了所谓英国舆论的代表”。

四、揭露了 《泰晤士报》 如何受制于首相帕麦斯顿，运用造谣和隐瞒的办法愚弄人民。1861年，帕麦斯顿因为对外政策中的独裁行为，接连遭到下院无党派议员的指控，他们想通过对帕麦斯顿政事的揭露，“让国民了解到，这样的无限权力保持在他手中是多么危险”。先是邓洛普提议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查帕麦斯顿于1839年向议院提供的阿富汗文件，因为帕麦斯顿伪造了相关文件。马克思就此揭露： 《泰晤士报》 在发表议会报告时，略去了邓洛普发言中所有可能大大损害帕麦斯顿的地方。接着，《泰晤士报》 在报道中同样对蒙台居勋爵和亨尼西提出的议案进行了歪曲和隐瞒。

除了歪曲国内发生的事情以迷惑公众外，马克思还指出： 《泰晤士报》 “对于远在国外所发生的事件，例如美国的战争事件，它运用造谣和隐瞒的艺术就真正是神通无限了”。战争中该报坚持追随帕氏政府的决策并发表评论，随着帕氏政府对美国北部立场的改变而改变腔调。

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论述报刊与政治的关系时，对 《泰晤士报》 的提及次数是最多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章常引用马克思有关帕麦斯顿控制 《泰晤士报》 的话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控制报刊的情形，但帕麦斯顿寡头统治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宜用来全面说明这个问题。在英国现代史上，像帕麦斯顿这样的集权程度是由各种因素促成的，并不是普遍现象，而各家报刊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们会权衡利害关系，决定各自的政治态度。商品经济的原则对报刊的政治态度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参见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 27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因此，“在报刊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简单地用阶级、政党等等定义去套复杂的报刊活动，是无济于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在各种环境背景下分析报刊与政治关系的范例” (陈力丹 《精神交往论》 28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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