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月26日列宁致维·阿·卡尔宾斯基(1880—1965) 的信,全文仅200字,收信人是当时《贫苦农民报》 的主编 (1918—1922年在岗)。他在信中要求卡尔宾斯基回答四个问题: 报纸接到多少读者来信,信中有什么重要的新的东西,表现出何种情绪,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接着他要求卡尔宾斯基每两个月给他写一封信,简单回答这三个问题: 来信的平均字数、情绪、最迫切的问题。列宁还明确下次卡尔宾斯基要写回信的时间是1922年3月15日。(参见52卷236-237页)
卡尔宾斯基
《贫苦农民报》 (Бе∂нома) 是俄共 (布) 中央主办的通俗农民日报,1918年3月27日在列宁的指导下出版。因为 《贫苦农民报》 经常发表来自农民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和批评的来信,所以列宁曾把它称为 “农民气压报”。在庆祝 《贫苦农民报》 创刊四周年的文章中,列宁称赞该报 “一直在光荣地卓有成效地为劳动农民的利益服务”(43卷60页)。列宁强调通过报刊了解基层的情况和情绪,该报正是了解农村情况的重要渠道之一。在列宁的指导下,分析读者来信、开展读者调查,成为报纸群众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列宁对农民写给 《贫苦农民报》 的信件给予很高的评价。他曾对卡尔宾斯基说: “要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文件! 这些意见我在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听不到的” (52卷626页)。
1920年年底,苏俄经历一次世界大战和三年的国内战争,占全国人口总数80%的农民,在战争中付出很大代价,贫困达到了极点。他们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中所实行的余粮收集制极为不满,强烈反对征粮队的活动,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贫苦农民报》 作为农民群众的代言人,连续发表了许多农民对继续执行余粮收集制的诉苦信和抗议信。列宁得知后,认为 《贫苦农民报》 这样做有利于党和政府改变已过时的政策,于是在1920年冬季要求《贫苦农民报》 主编卡尔宾斯基就农民来信批评党和苏维埃政府、批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一事,提出详细的书面报告,同时附上农民来信的摘要。卡尔宾斯基挑选了50封农民来信,并根据农民来信写成报告 《〈贫农报〉 的晴雨表》 (Баромеmр бе∂ноmы), 一并交给列宁。这份报告及农民来信,为列宁转变农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在得到列宁对于来信汇编的认可后,编辑部还将这种来信汇编寄给了党的中央委员会、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米哈伊尔·加里宁、人民委员会 (相当于后来的部长会议) 民族人民委员斯大林,以及农业人民委员部等处。
《贫苦农民报》 是苏俄报刊中首倡读者调查的报纸。它向读者散发调查表,征询对该报的批评和建议。《真理报》 认为 《贫苦农民报》 这种做法是一种创举,对此写道: “报刊不仅要明确自己的任务,而且要明确本报刊读者的需求、知识水平和兴趣,并建议所有报纸都进行这种调查。”
1921年2月8日,列宁在 《农民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了满足非党农民关于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愿望等几项调整粮食税的政策。加里宁称赞“晴雨表”的作用说: “这个晴雨表可以使我们避免政策的过多错误,并使我们尽可能地更加正确,周密地考虑到现实,考虑到事物的实际情况。” (《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 221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晴雨表”原文 “风雨表”,根据 《列宁全集》 的译法统一)
1922年年初的这封列宁致卡尔宾斯基的信,表现了列宁对群众生活和情绪的关切,说明他意识到除了可以通过看见的报纸版面了解情况外,报纸编辑部亦是一个重要而连续的舆论观察点。他曾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大会上宣布: “我们希望政府时刻受到本国舆论的监督。”(33卷14页)
1922年3月21日,卡尔宾斯基给列宁送去关于报纸收到来信的综合报告,并附信说: “亲爱的同志: 给您寄上当前的 ‘晴雨表’,……该报给您提供过信息,而这些信息在您起草有关农民的一些重要法令时可能是很有用的。”(43卷495页) 列宁仔细地阅读了卡尔宾斯基送来的农民来信,把信中谈到农民对饥荒和实行新经济政策中的错误的反应的地方打上着重标记,同时建议全体政治局委员和李可夫、瞿鲁巴 (二人时任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看看这封信。
通过卡尔宾斯基提供的农民来信,列宁掌握了农村许多真实情况,使他确信必须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除了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外,苏俄政府又陆续颁布了允许出租土地和使用雇佣劳动的法令等一系列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措施,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卡尔宾斯基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最早的党员(1898),哈尔科夫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他屡遭沙皇政府迫害,1904年侨居国外,在日内瓦结识了列宁,从此一直在党的国外组织中工作。190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 《前进报》 和《无产者报》 的工作,主管设在日内瓦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图书馆和档案库。1914—1917年为党的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 撰稿,并从事出版和推销布尔什维克书刊的工作。1917年12月回国,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8年主管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鼓动指导部。1918年起任《红星报》《贫苦农民报》 编辑,《真理报》 及其他一些报刊的编委。1936—1937年在联共 (布) 中央机关工作。1937年起从事学术研究和宣传工作。写有一些论述列宁、列宁主义、苏共党史和苏联历史等方面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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