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报》 是中国抗战时期有影响的通俗报纸。1937年11月12日由共产党员李敷仁在西安师范内创办并主编。初为八开两版、旬刊，后扩充为四开四版，周报。该报栏目丰富，有社评、时评、短评、述评，以及一周战事、社会情况、读者来函、防空防毒知识等。1940年4月17日，国民党当局以 “登记手续不全”(根据李敷仁发表于 《老百姓报》 1940年4月6日的《与读者告别》) 为由勒令 《老百姓报》 停刊，此时共出版113期。该报报头为 《老百姓》，但李敷仁发表于1946年9月1日—2日延安 《解放日报》 的连载文章《忆 〈老百姓报〉 及其与读者的结合》，从标题到具体行文，均使用的是 “老百姓报”，故本文遵循当事人的使用习惯。

《老百姓报》 第三次 (错字，应为 “期”) 头版 (八开)

《老百姓报》 第54期头版 (四开)

《老百姓报》 主编李敷仁

蒲城县李敷仁纪念馆提供

《老百姓报》 在没有代销处、发行网的情况下却发行可观，仅创刊不到三个月，在陕、豫、晋的销量就已达1 500份，1938年4月增加至6 000份，到一周年时已发行至1万份了 (参见曹晶晶 《报纸“通俗化” 的典范： 抗战时期 〈老百姓〉 报》，《新闻界》 2013年第8期)，不仅行销国内13省，还传播至美、英、加、匈、法、瑞典等国家。(参见傅国涌《李敷仁与 〈老百姓〉 报》，《炎黄春秋》 2003年第1期) 瑞典有三家报纸转载了 《老百姓报》 的文章，莫斯科选订的14种中国报刊之中就有委托商务印书馆代订的 《老百姓报》。(参见朱玲、刘小勇 《从〈老百姓报〉 看报纸如何贴近大众》，《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年第6期) 当时的 《西北文化日报》 刊载的 《蓬勃气象的蒲城》 一文提及： “西安出的 《老百姓》 在乡下销路很好，一般农民即使不识字的，都很留心它; 常常在报纸刚一寄到的时候，就被抢着拿走了。” (李敷仁1938年3月31日日记，收入李荷丽编 《李敷仁诗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重庆的 《爱国公民报》 也称： “在西安发行一百一十三期印出五百万份以上的通俗报 《老百姓》报在西北战场可算是洛阳纸贵，有时还誉满中外。”(刘荣庆 《李敷仁和他主办的 〈老百姓报〉》，《陕西地方志》 1993年第1期)

李敷仁发表于 《解放日报》 的关于 《老百姓报》的总结文章，概括其成功经验就是一条： “我们的报纸要彻底交给人民，真正成为人民的报纸，说老百姓心中要说的话。” 他写道： “要给老百姓走路，然后才可以教育老百姓，组织老百姓，发动老百姓的。” “报纸最要紧的一点，是讲老实话，老实话最能 ‘感动’ 人。人民一动，还有办不到的事吗?”

在该报第二期的刊头语中，李敷仁阐述了办报的宗旨： “宣传抗战，反对投降，反帝反封建，宣传民主，反映劳苦人民的痛苦生活。” 李敷仁以 “老百姓”作自己的笔名，坚持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自己的事，把抗战的大事、政府的法令，具体简单地告诉老百姓; 把老百姓的疾苦，也秉笔直书地写出来，以使政府能经常地 “洞悉民隐”。

为了更好地在老百姓中传播，李敷仁及其同仁提出了独到见解： “标题” 要扼要、通俗、显火、有吸引力; “文字” 要简明具体、活泼有实际、轻松有主张，千字最长，因为百姓没有多少时间看或听长篇大论的文章; “用语” 要以一般百姓的语言习惯为准，尽量采用方言土语，多采用一些有韵的形式，特别是对民歌、民谣、民谚的整理与运用。(同前参见朱玲、刘小勇文章) 在李敷仁看来，“民谣、民谚蕴含着老百姓的人生观、处世哲学，通俗文章有了它，好似厨师的一把盐，使得菜肴别有风味。” (同前参见曹晶晶文章) 《老百姓报》 大胆采用童谣、劝善调、数来宝、谷雨歌、秦腔、独幕剧等形式，还搜集整理了一大批陕西地方的民谚、民间俗语，产生了非常不错的传播效果。如1939年春节刚过，日军出动飞机狂炸西安，李敷仁即用通俗的十言 “劝善调”，写下 《西安被炸记——死伤六百人，炸坏千间房》： “众同胞且坐下听我奉劝，听我把炸西安细表一番。未开言不由人泪流满面，日军阀是禽兽全无心肝……” 又如描写国民党抓丁和新兵挨打受骂、无人关心的非人生活的数来宝 《百人头上汗》： “村中补训处，连长貌狰狞。新兵百余个，个个有苦情。两顿包谷糁，肚胀眼塌坑。生冷莫人管，十人九病客……” (孙帅 《国民党仇视的 〈老百姓〉 报》，《文史博览》 2016年第5期) 另一篇诉说雇工疾苦的短文 《续伙纪生活——长工活慢慢磨》 就直接取自陕西民谚 “长工活，慢慢磨，大麦珍子柳木杓”，以道长工生活的艰辛。

《老百姓报》 最富特色的活动是开办读报会，先后成立了37处读报会，登记会友2 000多人。第一期 《老百姓报》 报头旁就印着标语： “识字的人，请念本刊文字给不识字的人听，并请讨论本刊所提的各种问题。”当时长安县草滩镇东明小学的师生经常集体读报，还把报纸拿到镇周围，念给老百姓听，并讨论报上的各种问题。咸阳等地的一些乡村小学教师还将 《老百姓报》 选作教材，有的人还用大字把一些社论文章抄出来，贴在村中间显眼的山墙上。在集镇的茶铺里，热心的人也爱把报上的顺口溜、民谣、快板、谚语念给农民、士兵听。看到群众的热情支持，李敷仁于是草拟一份 “规程”，将原处报纸二版下半版的 《老百姓阅读会》 (读者来信专栏)办成了指导实际生活的读报会的栏目。参与者有激励措施并实行评比： “凡爱读本报者可成立 ‘读报会’，由识字的人念给不识字的听……免费赠阅报纸若干; ‘读报会’ 应把当地的生活、社会上的与老百姓有关的事，写成稿子投给报社 (错字粗话一概欢迎)。” (安升迁《〈老百姓报〉 的读报会》，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新闻研究资料》 第38辑) 报社除按规定向各读报会赠阅报纸外，还帮助读报会解决一些生活上工作上的实际困难，如介绍老师、购寄文具书刊、解答问题等，有会友到报社来，报社都做热情接待。老百姓也积极回馈报社，1939年年初报社收到全国各地老百姓捐款3 000余元，“都是本报读者三元、两元捐给本报花销” (同前引自曹晶晶文章)。

《老百姓报》 的成功办刊引起了报界的广泛关注，当时退守到广西桂林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刊物 《农村工作者》 曾总结了 《老百姓报》 的四大特点——第一运用方言，使农民听起来十分亲切; 第二运用韵语，可以朗诵，可以歌唱; 第三与农民生活联系密切; 第四刊登农民抗战战事 (同前根据刘荣庆文章)。抗战期间全国以 《老百姓报》 为蓝本的报纸有十几种，例如1938年福建永安的 《老百姓》(福建省教育厅办)、闽北根据地的 《老百姓报》 (共产党办)、1941年鄂豫边区的 《老百姓》 报、广西桂林的 《新道理》、湖南溆浦的 《人人看》、河南的《国民旬刊》 等，都是专门办给老百姓看的通俗报。

《老百姓报》 在中国现代报刊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学者傅国涌赞其 “在面向识字不多的底层读者的通俗报纸中，至今还鲜有一份报纸曾攀上这样的高度” (同前引自傅国涌文章)。连194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的 《新闻学季刊》 也曾特别提到这份报纸： “内容文字皆十分通俗，直接深入民间，影响不小!” (同前引自刘荣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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