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二版第一卷首次在中国公开了涉及马克思1842—1843年在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简称 《莱茵报》) 活动的六份文件。这六份文件中最能简洁而清晰地表明马克思新闻思想的便是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 的请愿书》。

马克思1841年参与 《莱茵报》 的创办，1842年10月担任该报主编。由于报纸的革命倾向，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政府公布了前一天内阁会议的决定： 从4月1日起查封 《莱茵报》，在查封前的一段时间里，对其实行双重检查。为此，产生了 《科隆市民关于继续出版 〈莱茵报〉 的请愿书》。

19世纪40年代的石版画 《被锁住的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身后为印刷机，印刷机上面的一张纸是查封禁令，左上角的松鼠 (Eichhhorn) 指书报检查大臣艾希霍恩 (发音相同)。此画比喻 《莱茵报》 的被查封

1843年1月30日，在报纸出版地科隆，100多位市民聚集起来通过了这份请愿书。请愿书的起草人是 《莱茵报》 监事会成员伊格纳兹·毕尔格尔斯(1848年德国民主革命时期他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左派议员)，几天内共有900多位科隆市民在上面签字。“卡尔·马克思” 的手迹留在29份签名单的第一份第三行。2月18日，这份请愿书被送往柏林。这期间，杜塞尔多夫、巴门、特里尔等城市的市民也写了类似的请愿书，要求继续出版 《莱茵报》。为了让请愿书达到目的，马克思于3月17日主动辞职，希望能够换回查封法令的撤销，然而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示内务大臣拒绝所有请愿书的要求，《莱茵报》 仍于4月1日被查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第二版加入这份请愿书，说明这份文件对于研究马克思的新闻思想有重要意义。这份请愿书表达的新闻思想与马克思当时的思想是一致的。

这份中译文只有千字左右的请愿书谈到三方面的新闻观点： (1) 舆论与报刊、舆论与国家立法的关系。各种色彩和表现各种矛盾的舆论会找到相应的报刊表达自己; 报刊会使舆论成为国家立法的最丰富、最可靠的、生气勃勃的源泉。(2) 自由的社会言论的重要性。国家生活的真正主要的精神领域是政治信仰领域。自由的社会言论应当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政治信仰领域通行无阻，表现出崇高的价值和内在尊严。(3) 报刊的独立性乃是一切精神关系的基础。要对国家大事进行讨论，没有这种独立性，任何天才都不会从事政治著述。

关于舆论与报刊、舆论与国家立法的关系，马克思在签名前十几天就写道： “ ‘自由报刊’ 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它也制造社会舆论，唯有它才能使一种特殊利益成为普遍利益” (2版1卷378页)。这是他唯一一次正面使用 “制造舆论” 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反映舆论的基础上形成更大的舆论。例如他的家乡摩泽尔种植葡萄的农民生活困苦，当地社区报报道了这种情况，就在这个地区形成了同情农民的舆论; 大城市的 《莱茵报》 准确而真实地反映了地方上的这种舆论，又在普鲁士全境形成了同情农民的舆论。《莱茵报》 以此赢得了农民的信任，当该报被查封时，农民们纷纷向国王请愿，要求撤销查封的决定。马克思在请愿书上签字后的第五天，在一份内部驳斥查封报纸的文件中写道： “合法的发展不可能没有法律的发展，因为法律的发展不可能没有对法律的批评，因为对法律的任何批评都会在公民的脑子里，因而也在他的内心，引起与现存法律的不协调，又因为这种不协调给人的感觉是不满，所以，如果报刊无权唤起人们对现存法定秩序的不满，它就不可能忠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2版1卷427-428页) 在这里，他对请愿书中的观点做了畅快的阐发。

关于自由的社会言论的重要性，马克思在签署这份《请愿书》 之前在 《莱茵报》 上写道： “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 (2版1卷201页) 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马克思参加 《莱茵报》 工作时期最坚定的信念。他在1842年年初写的论文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的最后引证古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塔西陀的话作为结语： “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 (2版1卷134-135页) 显然，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与人民的言论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关于报刊的独立性是所有请愿书签名者都认同的，但这900多位科隆市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赞同甚至反对 《莱茵报》 的观点和表达方式。他们之所以在请愿书上签名，请求恢复 《莱茵报》 的发行，是因为他们要维护报刊整体的独立性，报刊作为满足公众对新闻信息需求的一个社会领域，是独立于行政权力而存在的。要保持行政权力健康、自由的发展，亦需要维护新闻出版自由。这里所体现的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观念，实际上是伏尔泰所说的 “即使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要用生命维护你发表意见的权利” 的另一种表达，而且把观念变成了签名的行动。他们意识到，若看到与自己不同观点的报纸被查封而不管不问，很可能有一天自己赞同的报纸也会被查封。观念的多元才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关于这个观点，马克思在签名前三星期就在《莱茵报》 表达过。1月7日他写道： “我们将同样认真严肃地反对查禁 《埃尔伯费尔德日报》、《汉堡记者》 或是在科布伦茨出版的 《莱茵—摩泽尔日报》，因为合法的地位不应该由于个人的道德品质或者甚至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宗教观点而有所变更。相反，人们一旦使报刊的存在取决于它的思想，报刊就无疑会处于非法地位了。因为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部思想法典和一所思想法庭。” (2版1卷401页) 他所列举的报刊均是 《莱茵报》 思想上的敌对者，他反对查禁这些他所反对的报刊。而从当权者角度看，听到来自不同利益集团和区域的不同声音，才会对自己的决策有所权衡，有所校正。普鲁士政府取缔一份报纸，意味着不允许某种言论的自由存在，这就威胁到社会整体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了。900多人签名反对查封《莱茵报》，反映了科隆市民的现代法治观念的健全，他们尊重报刊的独立性——不论对《莱茵报》 所持的论点赞同与否，相信思想的多元对于社会平稳发展的意义。他们反对通过强制的手段遏制言论，切断民众自我认知，认为报刊的独立性关系到一切道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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