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 和 《新中华报》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份报纸的前后两个名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背景。

1931年12月11日 《红色中华》 创刊号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提高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加强新闻工作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 《红色中华》 于当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创刊。《红色中华》 初期为周报;1933年2月10日，改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改出三日刊，至148期改为双日刊，一般每期四至八版，由中央印刷厂铅字印刷。《红色中华》 出版至1934年10月3日红军长征时停刊，共出版240期。此段报纸史称 “瑞金版”。

其发刊词介绍了报纸的主要任务： “《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它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 从 “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 这句话可以看出，该报总体上贯彻着当时 “左” 倾冒进的错误路线。

该报首任负责人 (主笔) 为周以栗。1932年年初，他因肺结核恶化而离开工作岗位。后来王观澜、沙可夫、杨尚昆、李一氓、梁柏台、任质彬等负责过该报工作。编辑部初期仅两三人，最多时十余人。王观澜回忆说： “我被调到 《红色中华》 当编辑兼校对时，报纸是新办的，毛泽东亲自过问，他每天都到编辑部来看消息。对工作要求很严格。” (丁淦林、苏潘 《任质斌谈 〈红色中华〉》，《百年潮》 2004年第6期) 时任党的总书记博古，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也经常指导和过问报社的工作，为报纸撰写社论、专论。1932年，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陪同起义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参观红中社。1933年，党的前任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上海读了报纸的前72期 (缺第十四至三十几期)，提出了党的建设、自我批评、消息编辑、社论指导、通讯员网和通俗报纸等六方面意见。

《红色中华》 刊登了大量红军胜利、苏区根据地发展的消息，以及中共中央的宣言、声明等，在不同时期开设了很多栏目。报纸最初发行3 000份，1933—1934年间增加到四五万份，是中央苏区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报纸。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 第100期，博古、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中共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团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等多位领导同志写了纪念文章。

1932年3月2日，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 《红色中华》 报上发表 《反对浪费严惩贪污》 一文。从1932年1月至1933年12月，该报刊登群众批评性的文章150余篇。针对党政机关的官僚主义、贪污腐败问题开展跟踪报道。如1934年2月报道了苏维埃最高法庭对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贪污案的审判; 同年3月，跟踪报道了苏维埃最高法庭对于都县苏维埃主席熊仙璧、县苏维埃军事部部长刘仕祥等贪污案的审判，在中央苏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红色中华》 处于党的 “左” 倾路线统治时期，不可避免地宣传了 “左” 倾路线。该报提出 “武装保卫苏联” “参加反帝拥苏大同盟” 等不符合当时战况的口号; 对国统区的报道存在较多失实 (参见邹艳媚 《〈红色中华〉 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该报还公开点名批评过毛泽覃、萧劲光等同志。该报公布的红军战绩——消灭敌人的数字、缴获武器的数字——是不实的，毛泽东当时写文章批评过。

红军长征后报社留下来的少数人员在瞿秋白等的领导下以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机关报的名义继续出版 《红色中华》，出版至第264期 (1935年1月21 日) 因环境恶劣停刊，史称 “赣南版”。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 于1935年11月25日在瓦窑堡复刊，时为五日刊。由于不知道瞿秋白等在原苏区的办报情况，接续长征前的期码，复刊号为第241期。出版至1937年1月25日第324期后改报名为 《新中华报》，至此史称 “陕北版”。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基于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国共联合抗日的需要，1937年1月29日，中央决定 《红色中华》 改名为 《新中华报》，编号延续为第325期。由于条件简陋，《新中华报》 初期是油印的。出版至1937年9月 9 日第390期，《新中华报》 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为准备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1938年12月25日 《新中华报》 停刊，此时出版至第474期。

1937年1月29日第一次以 《新中华报》 为名的报纸

1939年2月7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刷新版，《新中华报》 出版。创刊号社论中说： “从今天——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起，《新中华报》 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之一。同时，它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喉舌……” 该报为三日刊，负责人先后为向仲华、李初黎、曹若茗。

《新中华报》 认真贯彻了中共中央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的方针。1939年7月7日，该报发表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 一文，指出： “反对投降与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中华报》 发表了一系列党中央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通电、谈话，配发社论 《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新中华报》 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做了系统的介绍和报道。该报还发表了毛泽东的 《强调团结与进步》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 三记者的谈话》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相持阶段中的形势和任务》 和 《关于“一党专政” 问题》 等文章，并配合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了相关社论，及时宣传了中共的各项政策。(陈子平 《 〈红色中华〉 与 〈新中华报〉》，《陕西档案》2010年第6期)

为创办中共中央的机关日报，1941年5月15日《新中华报》 终刊，此时新编号的该报出版了230期。1941年5月 16日 《解放日报》 在延安创刊。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kesizhuyi/2022121343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