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谷田村召开。毛泽东起草了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 《古田会议决议》。决议的第四部分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以独立文章的形式收入1983年出版的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 15～23页 (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这一文献详细论述了红军的宣传工作，针对红军宣传的现状及问题，对宣传对象、宣传形式、宣传技术、宣传内容、宣传人员要求等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关于宣传工作的历史性文献之一。

古田会议会址： 福建上杭县古田曙光小学

中国工农红军初创时期，由于长期战乱，民众普遍对军队、战争有厌恶情绪，国民党对红军也多有十分偏颇的宣传，人们对红军抱着怀疑、敌对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要争取人民群众接受中共的主张、展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形象，就需要宣传鼓动，所以毛泽东说： “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的第一个重大工作”。

在1927年的 “八七会议” 上，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了 “枪杆子里出政权” 的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独立武装之后，毛泽东针对不同的形势提出：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毛泽东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著作选读》 26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他还明确提出： “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 (窦其文 《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 61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体现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显现出他对宣传工作的重视。

毛泽东在这个文献中对红军的宣传工作进行了具体、细致的分析，明确了红军的宣传任务为 “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红军的宣传不仅面向广大群众，而且面向白军; 不仅需要充分的对外宣传，也需要红军内部从思想上重视宣传; 而为了完成宣传任务，需要塑造红军良好的形象，打消群众的疑虑，从而发动群众参与革命。在对内宣传、社会宣传和对敌宣传上，他都提出了改进措施。他还在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中提出 “纠正的路线”，即提出如何做的各种具体措施，考虑到当时的宣传条件和宣传对象的素质，采用了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

他首先分析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和不足，认为红军宣传在内容、技术上都存在问题。在内容上，红军的宣传没有发布具体政纲，忽略对群众斗争的宣传与鼓动，没有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展开宣传。在技术上，宣传队建制不全，宣传人员成分、素质太差，没有经受训练; 宣传工作被普遍排斥;宣传的手段和载体，特别是传单、布告、壁报、革命歌谣、画报和口头宣传等非正式宣传手段不到位，甚至缺失。他认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 这些都属于宣传，即除了口头、书面宣传之外，行为本身以及行为效果也是一种宣传。

其次，针对红军宣传工作中的问题，毛泽东逐条给出了具体的 “纠正的路线” (即改进的措施)。

内容上，他强调要重视对城市贫民、妇女、劳苦青年群众、游民群众等群体的宣传，并明确指出，需要根据宣传对象、宣传地点和时机的不同进行不同的宣传，制定 “适合” 的口号。

组织上，应该重视宣传工作和宣传队，并明确了宣传队的建制和人数，要求每个中队中有队长队副各一人、宣传员十六人、挑夫一人、公差两人;支队宣传队受支队政治委员指挥。同时，还要对宣传员进行改造，提高宣传员素质。专职的宣传机构要有计划地召集群众大会，规定开会的程序、演说人以及演说题目和时间，这也是口头宣传的主要方式。

在具体的宣传载体上，他强调传单、布告、宣言的内容要及时更新，宣传品的分布要适当、有效。尤其是 “壁报”，他认为它是对群众宣传的重要方法之一，并提出了应创办 《时事简报》 的主张，且明确了 《时事简报》 的具体内容和出版周期。对歌谣、画报、化装宣传、口头宣传以及行为宣传，他都给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法，比如各队政治部要负责征集并编制宣传歌谣，宣传队中要设立专门的口头宣传股和文字宣传股，研究口头及文字宣传技术，同时用优待敌方俘虏兵、医治敌方伤兵的方式，达到对“敌军极有效” 的宣传。

由于敌人封锁根据地，条件艰苦，还不具备完善的出版报纸的条件，于是这个文件要求红军运用标语、口号、传单、壁报等方式搞宣传。考虑到宣传对象的受教育水平，他强调宣传的通俗和贴近，“宣传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地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在关于 《时事简报》 的文风上，毛泽东曾特别指出： “地方的 《时事简报》 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来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原文完全改变。红军的 《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 (文选29页)

《红军宣传工作问题》 体现了毛泽东的 “泛宣传观”。他把各种公开传播信息的形式，有声的和无声的，有形的和无形的，都囊括了进去。这些形式的总和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重视和运用这种力量是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宝贵经验之一。(参见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思想体系》 5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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