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恩格斯论述无产阶级表达自由的经典论著，连载于1849年4月22、27日 《新莱茵报》 上，没有署名，中译文约8 000字，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一版6卷518～530页。恩格斯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是： 街头招贴是工人获取消息和知识、表达意见的主要途径，必须捍卫他们最低限度的精神交往权利。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随后柏林发生三月革命，但普鲁士的民主革命没有彻底摧毁封建王权。当年12月5日，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钦定宪法，重新确立了君权中心主义，资产阶级选择了自由主义立宪理论，试图与王权妥协。然而，王权却步步收紧人民刚刚获得的一些自由权利，1849年3月12日，普鲁士王权政府向议会提出了三个议案，即俱乐部法、招贴法和出版法，试图在普鲁士全境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施行严厉管控，引发资产阶级内部对王权政策的不同意见。自4月13日起，普鲁士国民议会围绕招贴法案展开辩论，恩格斯对此做了评述，反对这一法案，既批评了资产阶级左派的无力，又批驳了依附王权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荒谬，以捍卫工人最低限度的表达自由的权利。

招贴法草案规定： 凡属于政治性内容的招贴，除了已经得到批准的会议通告以外，一律禁止张贴;未经有关部门许可，不得在街头分发、出售印刷品。马克思谈到其理由时用了一个 “!”： “招贴和报贩会妨碍市内交通，此外，招贴还有损公共建筑物的外观!” (6卷402页) 招贴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运动中被广泛采用。由于当时工人经济收入拮据，无力购买报刊，因此出现在街头的招贴就成为面向工人传播消息和他们获取知识的行之有效的媒介。

《1848年的记忆》 (漫画)

恩格斯在此文中考证了德文 “招贴”(Plakate)一词的词源，写道： “ ‘招贴’ 一词完全不是出自拉丁文piacare 〔安慰、调解、劝慰〕，而只是法文placard 〔声明、海报、招贴〕 的曲解，这个法文词的词根是plaque 〔题词的牌子〕，又是出自德文。”恩格斯的目的在于正本清源，反击右派议员阿道夫·里德尔 (Adolf Friedrich Johann Riedel) 对招贴的曲解，因为他认为招贴应该只是 “对居民情绪起安定作用的公开声明”，从而抹去了招贴的革命作用，将其局限在官方管控的范围内。

阿道夫·里德尔

尤利乌斯·卢普

招贴的内容不仅是各种声明、通告，也包括文学、漫画等多种形式，因而恩格斯把招贴视为一种广泛的街头文学和免费文学。他写道： “首先要谈的问题不是一般出版自由的限制，而主要是出版自由在招贴方面的限制。必须说明招贴的作用，捍卫‘街头文学’，特别是捍卫工人享受免费文学的权利，而招贴则是免费文学的一种。”鉴于当时工人精神交往的发展水平，所能够接受的形式和内容，以通俗文学最为普遍，招贴刊载的街头文学符合当时工人的一般精神发展水平。

对于招贴所代表的街头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为了影响宣传对象，宣传者需要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1846年他们谈到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时说： “当时它们通过民间小说的形式来为宣传事业服务，这些民间小说同刚刚参加到运动中来的无产者的尚未成熟的意识是完全符合的。”(3卷543页)“他们把工人的精神交往看作是人类精神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承认工人们在交往中存在着许多狭隘的观念，但认为他们代表未来人类精神交往发展的趋向。”(陈力丹《精神交往论》 3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列举了左派议员尤利乌斯·卢普 (Julius Friedrich Leopold Rupp) 演说的主要观点，对卢普的论辩乏力进行了批评。例如他只强调 “防止激情不是法治国家的事情，而是警察国家的事情”“不能容忍激愤情绪和招贴的政府不是强有力的政府”; 恩格斯则直截了当地指出： “不应该对用招贴引起激愤情绪的权利含糊其词，而应该公开地维护这种权利。”

恩格斯随后驳斥了右派议员里德尔的观点。里德尔认为招贴 “号召无知的群众游行示威，而游行示威则会危险地 〈!〉 破坏秩序并超出法定自由的范围”(惊叹号和着重标识是恩格斯加的)。恩格斯指出，里德尔所说的 “无知的群众”指的就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当局之所以要禁止招贴，正是因为招贴有助于无产阶级保持革命的毅力。他写道：“招贴可以把每条街的拐角变为一张大报纸，过路的工人能从中得悉当天的事件和这些事件的意义，了解各种不同的观点及这些观点的反对意见，他们能在这里同时遇到不同阶级和不同见解的人，跟这些人讨论招贴的内容”。由于工人无力购买报纸，取消街头招贴，也就意味着剥夺了工人的表达权和知晓权。因此，恩格斯说： “招贴对于工人来说同时既是报纸，又是俱乐部，并且这一切都是不要花费分文的!”

恩格斯还揭露了里德尔的假自由主义，他指出：“现在执掌政权和拥有正式多数的先生们却不像我们这样开诚布公地发表意见。很难想象还有比里德尔先生更恶劣的乌凯马尔克的代表了，可是甚至他也禁不住要在自己演说结束时声明： ‘当然，我从未打算在任何程度上阻挠自由发表意见。我认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斗争是自由民族的神圣事业，任何人都不得侵犯。’”恩格斯公开声明： “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话，那末现有的政府和君主立宪目前就根本不能在文明国家中保持政权。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但梦寐以求的秩序却正好要压制阶级斗争，要堵塞被压迫阶级的言路。因此，那班要求安宁和秩序的人就必须消灭出版物中的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必须通过出版法、禁令等等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自己对市场的垄断，尤其是必须直接禁止像招贴和传单这样的免费文学。”在这里，他第一次正面论证了出版自由对工人运动的意义。

后来恩格斯这方面的论证很多，例如他回顾英国工人限制工作日的斗争时指出： “英国的工厂工人获得这一法律，是由于多年的坚持，是由于与工厂主作过最激烈最坚决的斗争，是由于出版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16卷269页)。而在评价波拿巴统治下法国工人运动的艰难处境时，他从反面指出：“在此期间，出版受到限制，集会和结社的权利被剥夺，工人阶级从而失去了互相联系和组织起来的一切手段。” (19卷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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