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85年2月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就党的新闻工作的发言，全文1.4万多字，发表于 《人民日报》 1985年4月14日。当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文章还收入 《三中全会以来》 一书。胡耀邦在发言中，前后有四位书记处书记插话，他们是习仲勋 (两次)、万里 (两次)、杨尚昆、邓力群。胡耀邦的发言分为五个问题。

第一，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他的发言一开始就确定了 “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喉舌，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随后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这样一句话，当然不可能概括党的新闻事业的全部内容和作用。比如它还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纽带和桥梁，又是在人民中间、在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等等。但是，既然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工作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那么党的新闻事业要能够充分发挥党的喉舌的作用，就理所当然地包含着既要使上情下达、又要使下情上达的作用，包含着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的作用，包含着在各方面满足人民群众获得信息的需要的作用。” 他接着还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无论解放军、总工会、共青团、妇联还是省委、省政府，总的说来都是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的，因而这些差别并不影响、也不应当影响它们的报纸作为党的喉舌的根本性质。” 但关于其他的报刊，胡耀邦说： “至于人民政协和各民主党派的报纸，以及某些业务部门的各种专业性、技术性的报纸，性质有所不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不能也叫做 ‘党的喉舌’，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

1985年4月14日 《人民日报》 刊载胡耀邦 《关于党的新闻工作》 发言文章的版面

胡耀邦接着对文艺的创作自由与新闻自由、经济企业独立与新闻独立等问题做了分析。他认为新闻工作不能照搬文艺创作自由的口号，指出： “新闻和文艺的性质和职能，毕竟很不相同。党的新闻事业是要代表党和政府讲话的，是要按照党的路线和政策来发表议论、指导工作的……党的新闻机关的主要言论，有关国内工作和对外关系的主要报道，应当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而不是只代表编辑或记者个人的。” 关于新闻工作与企业经营独立，胡耀邦认为不能相提并论，提法本身就不正确，他说：“党的新闻机关就经营来说也是一种企业，但它们首先是舆论机关。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都绝不能丝毫改变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改变这一工作同党的关系。所以，不加分析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提法照搬到新闻事业上来，是不行的。”

胡耀邦要求新闻工作者积极主动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说： “中央的直接的声音不是很多，而新闻报道却必须每日甚至每时向人民讲话，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工作者一定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一定要有独立负责的精神，一定要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工作的自主性。只有这样，才能不间断地用大量言论和事实，来强有力地宣传中央的主张。所以，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喉舌，同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根本上也是完全一致的。” 当胡耀邦谈到 “在新闻事业要当好党的喉舌的前提下，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扬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是束缚这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不是要求各种报纸、广播、电视的面目完全雷同” 的时候，习仲勋插话： “不可能一致，也不要求这样。”

第二，新闻工作的任务问题。胡耀邦一开始就用一句话概括了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认识： “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用大量的、生动的事实和言论，把党和政府的主张，把人民的各方面的意见和活动，及时地、准确地传播到全国和全世界。” 胡耀邦随后回顾了党的报刊的发展历史，叙述到当前时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整个经济形势是好的，改革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包括出现了几股不正之风。这些不正之风，不是搞活经济而是搞乱经济，不是促进改革而是破坏改革。(万里同志： 不是为了国家富裕、人民富裕，而是为了小集团和个人的利益，以权谋私。) 这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界、舆论界，大声疾呼，揭露、批评。不是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 大家都来发现真理，服从真理，分清是非，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嘛! 总之，我们说党的新闻事业要作为党的喉舌，并不是说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只能照抄照转中央已经说过的话。而是说，只要合乎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新闻工作者就有自由按照自己对客观事物的正确理解，进行新闻报道和发表意见的广阔天地，就可以而且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第三，办好新闻的基本要求问题。这部分一开始，胡耀邦就说： “按照传统的和公认的意见，既然叫做新闻，那么无论什么社会条件下的新闻事业都必须具备若干要素，即所谓几个‘性’，形成为带规律性的新闻规则。” 他说了四个 “性”，即真实性、时间性、知识性和趣味性。

关于真实性，胡耀邦说： “究竟什么叫真实，从来就有争论。比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 我们认为，总的说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方面是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阴暗面，我们并不忽视阴暗面，但那究竟是次要的。我们这样的大国，今天如果有谁专门搜集阴暗面，每天在报上登一百条，容易得很! 如果把这一百条集中到一张报纸上，可以整整覆盖四个版面，搞成一幅彻头彻尾的阴暗图画。虽然其中每一条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如果谁要说这就是代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画面，那就不真实了。当然，如果反过来硬说我们今天的社会，到处都是光明面，实在好得不得了，一点阴暗面也没有，一条缺点也没有，那也不真实。所以，去年我们就同新闻界的同志们说过，报纸上，大体应当是八分讲成绩、讲光明、搞表扬，二分讲缺点、讲阴暗面、搞批评。这样，既有利于促进整党，又合乎今天我们社会的实际。”

关于时间性，他首先认可，指出： “要不要时间性? 当然要，而且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时效，讲求时效。” 但接着他说： “新闻工作应当讲求时效，但不是说所有问题都要无条件地追求时效。(习仲勋同志：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急急忙忙。该今天发表的今天发表，该明天发表的明天发表，不能抢先。) 不能把讲求时效同匆匆忙忙混淆起来。某些重要新闻、重大事件，不考虑成熟，必须请示的也不请示，就急急忙忙发表，这往往会使党的威信遭受损失。反过来说，有些大事暂时不发表，反而有利……讲求时效与急急忙忙不是一回事，重大新闻的时间性要服从于政治任务。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该压则压，有些还要注意内外有别。如果把时间性强调过分，甚至认为一切别的东西都要服从这一条，连纪律都可以不顾，那就搞颠倒了，就会犯错误。”

关于知识性和趣味性，他说： “没有知识性不行，没有趣味性也不行。你写的东西毫无吸引力，没人爱看，怎么行呢? 当然，讲知识性、趣味性，总要有一个目的，不能超过一定的界限，尤其不应当容许假借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来宣扬封建迷信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思想。”

胡耀邦用这样一句话对 “办好新闻的基本要求问题” 做了概括： “一个真实性，一个时间性，一个知识性和趣味性，这些就是对于新闻工作的要求。但是我们党对新闻界的最重要的要求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要有鲜明的正确立场，要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最后一点，队伍问题。胡耀邦认为，现在不是人少了而是人多了，“最主要、最普遍、最大量的问题，不是别的，而是要以极大的努力来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这就要求我们每个部门的领导同志，都要认真考虑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不只是要使素质有所提高，而是应当积极努力，求得大的提高啊! 现在有些部门虽然也讲到这个问题，但是就全盘情况来看，措施不得力，效果不明显。那么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方针，来提高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呢? 我认为，一要增强党性，二要增强业务能力，三要增强同志之间的团结”。

胡耀邦讲话前在青海视察时随身带着一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卷，他抓紧一切时间在学习，精神可嘉。在论证新闻真实性的时候，他引用了该卷中马克思的一段话： “精神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但你们却要使阴暗成为精神的唯一合法的表现形式”。他认为这是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批判，理解是对的，然后说，“我们要求讲光明面和阴暗面，而讲阴暗面的目的只能是教育人民起来消灭它……” 他对马克思所说的 “阴暗” 理解错了，这里是指专制统治的阴暗。笔者当时就此向中办写信反映，后来中宣部新闻局的有关同志告诉笔者，他们收到了中办转来的笔者的信，认为所提意见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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