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肃清 “左”倾思想在学风方面的流毒，毛泽东从1938年起，在党内不断地提倡新鲜活泼的、有中国气派的文风。1942年2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出版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在延安北关小沟坪中共中央党校礼堂举行，延安文化界800多人参加会议，中宣部负责人凯丰主持会议。毛泽东、任弼时等领导人出席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专题报告。这个报告很快就在延安出版了单行本，后来在各革命根据地有不同版本。这篇报告收入 《毛泽东选集》 一版3卷和二版3卷830～846页。本词目的引文采用 《毛泽东选集》 二版。

毛泽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旧教条，主张科学与民主，但是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有形式主义的毛病。中国共产党内的党八股是这种形式主义向 “左” 的发展，因而它是五四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接着他将党八股的恶劣表现概括为 “八大罪状”。

《解放日报》 1942年2月10日关于毛泽东做 《反对党八股》 报告的报道

第一条，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毛泽东用 “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来形容一些又长又没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并质疑写这种空洞的东西就是不想给群众看。战争时期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第二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毛泽东借用了鲁迅的话 “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批评党八股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 “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

第三条，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毛泽东说，做宣传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研究、分析而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就像 “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当然也要看读者看听众。党八股明明是 “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

第四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毛泽东要求花大气力学习语言，向人民群众学习，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需要的成分，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他批评那些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不肯下功夫去学，“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毛泽东还谈到“新闻记者是宣传家”，因而党的新闻记者处于反对党八股任务的前沿。

第五条，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毛泽东厌烦充满了大壹贰叁肆、小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还有大ABCD，小abcd的文章，就跟开中药铺一样，这就是形式主义。他要求揭破这种 “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

第六条，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毛泽东指出了许多人写文章的态度问题，写之前没有预先研究和准备，写好之后也没有检查就发表出去，结果 “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他要求 “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直白地表示党八股如果不改革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为了反对党八股，提倡好的文风，毛泽东提出要学习宣传部印发的《宣传指南》小册子里的四篇文章。

第一篇，《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中关于列宁怎样做宣传的一段文字。该书第一章第三节介绍了列宁在彼得堡从事革命活动时怎样写传单的情形。毛泽东说： “写一个传单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列宁就是根据这样的调查和研究来写文章做工作的。”

第二篇，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主席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报告中关于宣传问题的一部分文字。他所做报告的结论第六部分谈到，要学会抛弃公式，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要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写作或谈话的时候，要念念不忘那些必须了解你的话、必须相信你的号召而甘愿追随着你的工人大众! 你必须想到你为谁写作，对谁讲话。” (《季米特洛夫选集》 152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毛泽东称这段话为 “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 “规则”。

第三篇，鲁迅1932年1月 《答北斗杂志社问》。这篇文章摘自鲁迅的 《二心集》，是应 《北斗》 杂志“创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 的提问而写的。鲁迅列举了八条规则，毛泽东抽取了其中四条来讲： 留心各样的事情; 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写完后至少看两遍; 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参见 《鲁迅全集》 4卷3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毛泽东说：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 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

第四篇，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关于宣传民族化的文字。这个决议体现了毛泽东会上所做政治报告的精神。他当时强调，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参见选集2卷534页)

“党八股” 概念最早是张闻天提出来的。他在1932年11月发表的文章 《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第一次用了 “党八股” 这个概念。张闻天批评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缺陷： “我们的同志在这一方面的特点，就是 ‘党八股’ (又名 ‘十八套’)。无论什么问题来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么一套话来应付，从拥护苏联、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起，一直到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止。” ( 《张闻天文集》 1卷317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毛泽东的 《反对党八股》 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的主要文献之一。此后，“党八股” 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中一个特有的反面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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