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信里，恩格斯总结了公开发表 《哥达纲领批判》 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层的种种表现，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内精神交往的一些原则。全信8 000多字，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一版38卷82～91页。概括起来主要谈到以下问题。

恩格斯1891年5月1—2日致倍倍尔信的原稿第1页

一、不能为了情面和避免党内出现不满而掩盖历史真相，党的领导人不能奢望自己的正式言行绝对不犯错误。1875年，德国两个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由斐迪南·拉萨尔组建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大会，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拉萨尔分子所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党已全部瓦解，是因为他们的首领都是些无赖或蠢驴，群众不愿意再跟他们走了，——所有这一切今天都可以用适当的缓和的形式讲出来。他们的 ‘严密组织’ 已自然而然地彻底崩溃”。但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却在党的纲领方面几乎接受了拉萨尔的思想体系。为了正本清源，恩格斯15年后在党的理论刊物 《新时代》 上发表了马克思1875年对 《哥达纲领》 的批判，目的是端正党的发展方向，而这就会给当时赞同1875年纲领的党的领导人带来面子上的难堪。就此，恩格斯谈了很多。

他写道： “我再也不容许靠损害马克思来维持和重新宣扬拉萨尔的虚假声誉。同拉萨尔有过个人交往并崇拜他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而所有其他的人对拉萨尔的迷信纯系人为的，是由于我们违背自己的信念对它采取沉默和容忍的态度造成的。因此，这种迷信甚至也不能以个人感情来解释。既然手稿是发表在 《新时代》 上，也就充分照顾了缺乏经验的和新的党员 [指 《新时代》 是理论刊物，读者大多是党的干部而非普通党员——引者注]。但是，我决不能同意： 在十五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为了照顾情面和避免党内可能出现的不满而把这些问题上的历史真相掩盖起来。这样做，每次总得要触犯一些善良的人，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们对此要大发怨言一样。在此以后，如果他们说什么马克思妒嫉拉萨尔，而德国报刊甚至 (!!) 芝加哥 《先驱报》 (该报是为在芝加哥的地道的拉萨尔派办的，他们的数目比在整个德国还要多) 也都随声附和，这对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还抵不上跳蚤咬一口。他们公开指责我们的岂止这些，而我们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 ·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

二、对党的报刊进行检查并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这是在党内实行 《反社会党人法》。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就此，恩格斯说： “你们曾企图强行阻止这篇文章发表，并向 《新时代》 提出警告： 如再发生类似情况，可能就得把 《新时代》 移交给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管理并进行检查，从那时起，由党掌握你们的全部刊物的措施，不由地使我感到离奇。既然你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实施反社会党人法，那你们和普特卡默 [德意志帝国内务大臣，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组织者之一——引者注] 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这对我个人来说，倒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我要讲话，任何国家的任何党都不能迫使我沉默。不过，我还是要你们想一想，不要那么器量狭小，在行动上少来点普鲁士作风，岂不更好?你们——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更不用说分离了。”

三、党的领导机关对党的报刊应当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但要以此为满足。恩格斯就此写道： “执行委员会和你本人对 《新时代》 以及所有出版物保持着并且应该保持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你们也应该而且可以以此为满足。《前进报》 [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引者注] 总是夸耀不可侵犯的辩论自由，但是很少使人感觉到这一点。” 恩格斯所说的 “道义上的影响” 即思想上的影响。马克思于1872年就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职能写道： “难道总委员会有官僚机构或武装警察来强迫别人服从它吗? 难道它的权威不是纯粹道义上的吗?” (18卷179页)

四、一个大党的纪律不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这方面应当向英国托利党学习。恩格斯写道：“你们根本想象不到，那种热衷于强制手段的做法，在国外这里给人造成何等奇怪的印象，在这里 [指伦敦——引者注]，毫不客气地向党的最老的领导人追究党内责任 (例如伦道夫·邱吉尔勋爵 [英国托利党政治家，曾任印度事务大臣、财政大臣——引者注] 向托利党政府追究责任)，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你们不要忘记： 一个大党的纪律无论如何不可能像一个小宗派那样严厉，而且使拉萨尔派 [即全德工人联合会——引者注] 和爱森纳赫派 [即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引者注] 合在一起……并使他们如此紧密联合起来的反社会党人法，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五、培养党的出色的演说家，寄希望于党的年轻一代人。恩格斯谈到1891年2月和4月社会民主党议员奥·倍倍尔、保·辛格尔、威·李卜克内西等在帝国国会讨论修订工商业条例的法案时发表的演说。该法案是普鲁士政府已付诸实施的所谓 《劳工保护法》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党团在三读时投票反对该法案。后来，倍倍尔还在 《工商业条例的修订》 一文(发表于 《新时代》 1890—1891年第2卷第37～39期) 中抨击了这一法案，并分析了社会民主党人为了对抗该法案而提出的要求。恩格斯说： “你们在修改工商业条例方面所付出的力量没有白费。这是再好没有的宣传了。我们曾以极大的兴趣关注事态的发展，并对那些成功的演说感到高兴。我不禁想起了老弗里茨的一句话： ‘总之，我们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仅仅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48年8月14日给骑兵少将的指令中的一句话——引者注]。还有哪一个政党在拥有同等数量议员的情况下，能从中推选出这样多坚定的、善于战斗的演说家呢? 好啊，年轻人!”

六、党的报刊要注意通过报道自发的工人运动以影响他们，而不是推卸责任，说此事与党无关。1891年4月16日在德国鲁尔地区自发地爆发了罢工，后来几乎波及整个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煤矿区。罢工者要求提高工资和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报 《前进报》 的社论竟然强调本次罢工不是本党挑起的，忘记了本党是工人政党。恩格斯就此批评道： “鲁尔的矿工罢工，对你们来说，当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轻率的、自发的罢工，——这在目前，正是新的广大工人群众靠拢我们的通常的途径。我觉得 《前进报》 对这一情况在论述时没有给以足够的注意。李卜克内西[他是党报主编——引者注] 总是走极端，——在他看来，要么全是黑的，要么全是白的; 如果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全世界证明，我们的党并没有挑起这次罢工，甚至还进行过劝阻，那这些可怜的罢工者就倒霉了，他们就不会得到应有的关心，以便使他们尽快地靠拢我们。”5月初，这次罢工以工人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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