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的重要文献，丰富和发展了党报理论。1948年7月下旬，华北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华北总分社 (当时报、社合一) 抽调人员组成记者团，采访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 9月，记者团到西柏坡集中学习。刘少奇当时分管新华社工作，对这次培训十分重视，记者们的学习时间由计划中的一周延长到三周。学习的具体组织者范长江整理了问题，向刘少奇做了汇报。于是在学习的最后一天，即10月2日，刘少奇 “根据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做了这次谈话。(参见钱江 《失落的记忆：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的补正》，《新闻与写作》 2007年第7期) 谈话原文1.2万多字，整理后为7 000多字，目前所见版本是经刘少奇亲自审阅过的。

新华社编印的刘少奇 《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

该谈话对党报性质、功能方面的阐述比较全面，既谈到列宁关于党报在建党中的重要作用，也强调了毛泽东关于党报工作的原则意见 (即六个月前毛泽东做的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谈话着重论述了党报在紧密联系群众、下情上传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党报记者的素质和修养。

刘少奇指出： “党是依靠你们的，……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 接着他提出党报重视读者的问题，他说： “作为一个读者，我可以向你们提点要求。你们写东西是为了给人家看的，你们是为读者服务的。看报的人说好，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看报的人从你们那里得到材料，得到经验，得到教训，得到指导，你们的工作就是做好了。” [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中国新闻年鉴 (1982)》8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下本词目所引不再作注释] 刘少奇同时也很强调党报对群众的教育和指导作用，指出： “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面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

刘少奇还强调，党报是组织团结群众、联系党和群众的重要桥梁。这个谈话的大部分篇幅讲述的是报纸与群众的关系，这与当时记者采访不深入，不了解群众的具体问题有关。在这方面，刘少奇的态度非常坚决： “我们党必须和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和群众联系不好，就要发生危险，就会像安泰一样被人扼死。共产党也会被人扼死的哩!”“不经过和群众有联系的干部，不经过人代会，不经过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那就危险得很。我们坐在这里，危险得很哩! 搞错了没有? 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 伴随强调语气，他把党报联系群众的重要性上升到党生死存亡的高度。在这个问题上，后来被引用最多的一段话就是： “列宁说，党要通过千百条线索和群众联系起来。……你们的工作、你们的事业，就是千百条线索中很重要的一条。报纸每天和群众见面，每天把党的政策告诉群众。……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 刘少奇还指出，国民党的报纸、外国通讯社的报道和 《申报》等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谈话的后半部分，刘少奇提出了记者应该具备的四项条件： “要有正确的态度”“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 “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 和 “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在具体论述中，他提出了一些富有实践意义的措施。他突出讲述了两点： 一个是“要有正确的态度”，在这里他强调了党报的人民性特征，“你们是人民的通讯员，是人民的记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具体工作上，他提出很多符合新闻工作规律的内容，比如写稿子要考虑读者对象，材料要真实、全面深刻，采访要深入细致，写的要精彩、有趣味，“要得到群众的真心话”，要有“负责的、谨慎的、严肃的态度去工作”。他强调新闻的真实性，指出： “群众对我们，是反对就是反对，是欢迎就是欢迎，是误解就是误解，不要害怕真实地反映这些东西”。他还一步提出对党的政策进行考察的问题，“党的政策到底对不对，允许你们去考察。如果发现党的政策错了，允许你们提出，你们有这个权利”。记者 “不仅要宣传党的政策”，还要 “考察政策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缺点”，而这才是“你们的创造性”。他的这些论述是在 “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 这一要求的背景下论证的。

另一个是记者的独立精神，即 “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艰苦，要做理论的、系统的工作，而且是独立地去做。人家叫你们去做什么就做什么是不行的。你们要真实地反映情况，独立地去作判断”。这种独立性不是独立于党的方针政策，恰恰相反，从刘少奇举的例子可以看出，是指当时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偏差，认为一切由贫雇农说了算，刘少奇通过 “独立性” 的提出反对土改后期出现的 “左倾贫雇农路线”。

这些观点在 “文化大革命” 中遭到批判，罪名是 “极力煽动记者 ‘怀疑’ 党的政策，要记者去‘考察党的政策对不对’，发现党的政策是不是 ‘错了’、‘有没有缺点’ 等等” 是使报纸 “堕落成为他反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他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工具” (闻洪宝 《把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新闻纲领拿来示众——批判大毒草〈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人民日报》 1967-08-24)。这些指责明显地断章取义。刘少奇并没有忽略党报和党报记者的党性原则与马列主义修养，他强调记者 “要有马列主义的修养”，“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能任其泛滥”。

刘少奇的这篇谈话具有较强的口语特点，体现的新闻思想清晰而有特点。他强调党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希望党报工作者增加使命感和责任心; 他要求党报坚持实事求是，真实、全面地进行报道;党报有责任考察党的政策; 等等。刘少奇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思想管理党报，这篇谈话在今天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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