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比另一位创始人卡尔·马克思更早地走向了社会，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读书的时候，恩格斯正在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不来梅——做商行的实习生。不来梅是德国当时的四大自由城市之一，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政治气氛开明，自由主义思想通过报刊和书籍得到广泛传播。恩格斯在他父亲的朋友、萨克森驻不来梅领事亨利希·洛伊波尔德 (Heinrich Leupold) 开办的商行工作，这家从事国际贸易的大商行使得年轻的恩格斯具备了观察问题的世界眼光。从1838年起，恩格斯成为数家德国报刊的通讯员。他为斯图加特出版的文学日报 《知识界晨报》 连续撰写了八篇不来梅通讯，如他自己所说，他因此成为第一位来自不来梅的该报固定通讯员。

1840年7月30日和31日，《知识界晨报》 发表了恩格斯为该报写的头两篇通讯 《出版节》 《刊物》(参见2版2卷180-185页)，集中展现了近180年前德国不来梅市新闻出版业的繁荣状况，这一珍贵的记载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手观察资料，使人们得以具象考察19世纪30年代以来德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大众化报刊的萌芽及书报审查的情况。

不来梅的出版业比较发达，印刷工人每年都要隆重庆祝古登堡节。为庆祝这个节日，印刷工人还成立了委员会。恩格斯早在这年年初就给布伦瑞克出版的 《古登堡纪念册》 翻译了西班牙诗人金塔纳的长诗 《咏印刷术的发明》，高度赞美了印刷术的发明如何给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自由的思想。恩格斯参与了节日的全过程，强调 “庆典具有了全民节日的性质”。《出版节》 这篇通讯详尽地描述了不来梅印刷工人庆祝古登堡节的盛况。从知名人士在大礼堂发表演说到委员会带领全体印刷工人举行盛大游行，从整个威悉河口的所有船只桅樯竖起各种彩色旗帜到巨大的凯旋门和整天礼炮的鸣响，从新建的 “古登堡号” 轮船飘扬的花环与旗帜到轮船溯流而上抵达兰凯瑙公园，印刷工人们一路演唱赞美诗、发表演说，沿途桥上和码头上许许多多的人在欢呼。不来梅港造船厂厂主、德国第一艘轮船 (1816) 的建造者约翰·朗格 (Johann Lange) 提供了早餐、午餐; 晚上，人们在音乐和灿烂的灯光中畅饮啤酒和香槟……

19世纪40年代德国德勒斯顿的读报会

恩格斯在 《刊物》 一文中记叙了不来梅市民的读报活动，写道： “人们参加读书会，部分是为了赶时髦，部分是为了有一本杂志在手能舒舒服服地度过炎热的中午。然而，只有丑闻和报上一切有关不来梅的消息才能引起兴趣。多数有教养者的这种冷漠态度。当然是由于没有闲暇，特别是商人不得不经常考虑自己的事务”。这一从现在看似乎不起眼的事情，当时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历史资料，1770—1820年间，有597个读书 (报) 会在德国成立，读书会的成员近6万人。不来梅拥有读书会36个，比重相当高。这些读书会的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它们会为读书会成员提供小说、定期出版的文学杂志，以及一些非小说类的读物，一些读书会为会员提供免费的外国报纸阅读。(See Corey Ross，Medi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Germa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1) 这即是哈贝马斯所说的 “公共领域” 在德国的表现。恩格斯特别谈到了商人阶层对读书会的兴趣所在，以及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信息选择。

当时的德国没有统一，报刊的地方主义色彩比较浓重，每一个城镇都有自己的日报及杂志。恩格斯描绘了不来梅地方报刊，写道： “这里有一种自成一体的读物; 其中有些以小册子 (其内容多数与神学争论有关)，有些以期刊的形式大量销售。消息灵通、编辑得体的 《不来梅报》 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盛誉。” 从恩格斯的论述看，当时不来梅商业化的市民报刊已经初具规模，一些书商已经看到了在报刊业这个领域潜在的巨大商业利润，因而愿意在这方面投资。那时的不来梅作为港口城市，是外国报刊的集散地，恩格斯充分利用这些报刊来扩大眼界。在他写的另一篇通讯 《不来梅港纪行》 中提到的 《远洋运输和贸易报》 就是英国伦敦出版的一份商业报纸，“当不来梅港要塞呈现在我们眼前时，我所熟悉的一位书商吟咏了席勒的诗句，海上保险公司经纪人在阅读 《远洋运输和贸易报》，有一个商人在翻阅最近一期的进口通报” (41卷117页)。阅读各类商业报刊已经逐渐成为不来梅商人获取商业信息的一个重要手段。

不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各种本地的社会新闻。恩格斯提到的 《不来梅杂谈报》 正是这样一份报纸，他写道： “丑闻、演员之间的不和、街谈巷议的飞短流长等等充斥版面的地方小报倒可以自夸其经久不衰。” 该报主要关注不来梅当地新闻，例如剧院座椅上的钉子、商会没人买的小册子、喝醉酒的雪茄烟厂工人、没打扫干净的排水沟，都是它报道的焦点。恩格斯更看重这家报纸大胆地批评政府官员渎职行为的做法： “如果国民近卫军的军官认为自己大权在握，可以在人行道上骑马，那么他可以确信，在该报的下一号将会提出一个问题： 国民近卫军的军官是否有权在人行道上骑马。这家优秀的报纸可以称为不来梅的上帝。”

恩格斯还记述了当时的书报审查： “不同于这些报刊的是一家宣传虔诚主义—禁欲主义的杂志——《不来梅教会信使》，它是由3个传教士编辑的，著名的寓言作家克鲁马赫尔偶尔也为该杂志撰稿。这家杂志办得十分活跃，以致检查机关不得不时常进行干预。” 他的记述证实了即使在自由城市不来梅也存在书报检查，但因为地方性的报刊内容大多不涉及政治，所以报刊与书报检查制度的斗争在这里不够明显。另外，由于德国不统一，各邦国实施书报检查的尺度差别很大，不来梅的书报检查是很宽松的，故恩格斯可以自由地阅读各种报刊和发表各种意见。

恩格斯的 《出版节》 和 《刊物》 两文为了解1840年德国报刊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珍贵翔实的资料，证明德国的商业中产阶级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茶会、商会、读书会等各类公民组织，新兴资产阶级的公共活动空间逐渐扩大，德国公共领域初步形成。当时德国报业已处于大众化报刊的前期。虽然德国整体尚未完成工业化，存在着书报检查制度，但审查的宽严差距很大，恩格斯生活的不来梅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各种外国报刊都可以看到。正是在不来梅的这段时间，给了恩格斯开阔眼界的绝好机会，他博览群报，并积极为各报刊投稿，因而留意了不来梅的报刊和出版业的发展，写下了这两篇文章。

通过对两文的考证，我们看到1840年的德国的知识阶层已经在社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些人包括自由撰稿的作家、诗人、记者和编辑等。他们为更低等级的阶层呼吁，为不久后的德国民主革命提供了先进的思想和媒体。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他们主持的《莱茵报》 (1842) 和 《新莱茵报》 (1848)，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德国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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