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于1858年7月23日写的一篇通讯,发表于8月4日 《纽约每日论坛报》,原文是英文,中译文4 000多字,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一版12卷562~567页。1858年,英国发生一起贵族家庭内的迫害事件。作家、殖民大臣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买通医生,硬说他的夫人、小说家西罗娜是疯子,将她关入疯人院。马克思围绕报刊界、政界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写了这篇通讯。它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伦敦新闻界的控制力量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传统的因素。例如贵族文化人组成的伦敦文化圈子对新闻界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就此马克思写道: “这场纠纷严重地涉及党派利益,首都各家报纸,除极少数外,都用尽一切办法通同一气保持缄默,以图暗中了结这一事件。要知道,爱德华·布尔韦尔爵士是那控制着伦敦新闻界的文化圈子的头目之一,这个圈子的控制甚至比党派关系还要专横,当事情闹到公开斗争的地步时,文化界的先生们一般总是屈服于它的怒火之下。”
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
二、另有一些不需要为自己形象担心的无赖小报,不受这种文化圈子的约束,利用这类事件发财。马克思就此写道: “除了正派的或自命正派的首都报纸以外,还有不正派的报纸。这种报纸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政治后台老板,这些人根本无所谓文化界地位问题的约束,随时准备着利用自己特有的言论自由来发财,并竭力抓紧一切机会在公众眼前显示自己是勇敢精神的唯一体现者。”
三、一旦事件激起人民的愤怒,所有对新闻界的控制都阻挡不了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公布事件的真相。马克思就此写道: “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本能一经激发,也就没有必要再耍花招了。只要激起了公众的义愤,那时就连伦敦 《泰晤士报》 也会撕下矜持的面具,并且 (当然是抱着沉痛心情),把‘社会舆论’ 的判决甚至加到爱德华·布尔韦尔-利顿爵士这样的文化把头身上”。
四、在这里事情真相的透露不是由于道德良心,而是各种外部和内部因素的较量、利害的权衡。马克思对此的揭露十分犀利: “事情的真相常常只有通过迂回曲折的政治倾轧方式才能在英国报端的一个角落里透露出来。对于一件真正的凶恶行为所持的似乎出自内心的义愤,归根到底不过是别有用心的装腔作势; 呼吁社会主持公道不过是为了发泄私愤。至于那些大无畏的舞文弄墨的骑士,则不论布尔韦尔夫人是永远呆在伦敦的疯人收容所里,还是被人家比在圣彼得堡或维也纳更加巧妙、更加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掉,实际上他们都是毫不在乎的; 要不是她运气好,被帕麦斯顿一眼看中,认为可以借她来作为分裂托利政府的工具,文化界因袭守旧的礼仪是会使她没有任何可能进行申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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