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的意见和人民的意见》 是马克思发表于1861年12月31日维也纳 《新闻报》 (Die Presse) 的通讯。原文是德文，中译文约2 700字，收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一版15卷454～457页。马克思写作这篇文章的由头是发现英国的报刊与英国人民对于美英之间爆发的 “特伦特号” 事件的意见相左，于是分析了各报刊发表意见的利益背景。

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亚伯拉罕·林肯总统领导的北部各州主张废除奴隶制，南部同盟控制的各州主张奴隶制。为了寻求外交承认，争取英法两国的武装援助，被推举为南部同盟临时总统的杰斐逊·戴维斯派遣南部特使出使英法等国游说。其中两位特使，也就是马克思在文中提到的 “梅森先生、斯莱德耳先生”出使途中在古巴哈瓦那换乘英国邮轮 “特伦特号”前往圣托马斯，准备在那里搭乘去英国南安普顿的轮船。“特伦特号”邮轮的固定航线是来往于墨西哥维拉克鲁兹 (Veracruz，墨西哥湾西南侧的墨西哥东岸最大港口) 与当时属于丹麦的圣托马斯岛 (Saint Thomas，今为美属维尔京群岛的一部分) 之间，中途经停哈瓦那。当时，在非洲西海岸执行禁止奴隶贸易任务的北部美国联邦战舰“圣哈辛托号” (San Jacinto) 返回加勒比海一带抓捕走私船。到达圣托马斯后，该舰舰长获悉南方特使的计划，向西在巴哈马海峡迎面拦截 “特伦特号”，逮捕了南方特使。(参见王静 《威廉·亨利·西沃德与 “特伦特号” 事件》，《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2年第1期。此文关于拦截 “特伦特号”的地理描述是错误的，本文引证时已改)

该事件发生后，马克思对此的描述是，英国的民族自尊心曾勃然兴起，差不多在所有的社会阶层中都响起了对美国作战的呼声。(参见15卷416页)而伦敦的报刊却显得特别审慎，甚至 《泰晤士报》也怀疑究竟是否存在宣战的理由。马克思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时任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对于王室法官们能否找出合法的战争借口没有把握。在后文中，马克思也指出，几家当时的英国大报实际上都与帕麦斯顿有着不同的联系，受到帕麦斯顿的控制。因此伦敦报界的调子平静温和，与人民不能遏制的主战情绪形成对比。可是一当王室法官——首席检察官和副检察官，他们两人都是内阁阁员——发掘出一个向美国闹事的技术性借口的时候，人民和报刊的态度就倒过来了。战争的狂热在报刊上不断增强，而在人民中则不断减退。尽管政府和工厂主们试图将英国工人的困苦生活归咎于美国南部蓄奴州被经济封锁而导致的贸易衰退，从而煽动工人们支持对美国北部作战，但是就如马克思报道的一份工人集会的动议所说，广大工人清楚地意识到 “叛乱分子代理人梅森和斯莱德耳，绝对得不到我国工人阶级的精神上的同情，因为他们是奴隶主，是正在反叛美利坚合众国的暴政集团的代理人，这个集团是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权利的死敌” (15卷482页)。

马克思在这文章开篇就指出，“总以为伦敦的报刊可以作为英国人民情绪的温度计”，而这次将会得出 “错误的结论”。因此，他详细地分析了15家伦敦报刊的主要社会背景和基本的内容或受众情况。这些报刊大致可分为两部分： 随着英国政府态度变化的 “主战派” 报纸以及一些立场保持一贯的 “反战派” 报纸。

在 “主战派” 的报纸中，马克思指出，《泰晤士报》 的主编实质上是首相帕麦斯顿的 “一个走卒”，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 《笨拙》 则是 《泰晤士报》 的 “宫廷弄臣”，负责将严肃的 《泰晤士报》 低俗化。《笨拙》 的主编在帕麦斯顿政府的卫生部工作。

《晨邮报》 的所有权归属帕麦斯顿和法国大使馆，其主要读者是上流社会以及与上流社会有接触的人群，如 “宫廷的阿谀之徒和贵妇人的裁缝”。因此，《晨邮报》 是报界的奴才。

《晨报》 的主要读者是小型工商业主、虔诚派教徒以及社会的中下阶级。其主编对帕麦斯顿阿谀奉承，而报刊的所有者舍夫别茨利伯爵则是帕麦斯顿的女婿。

《每日电讯报》 同样是帕麦斯顿的 “打手报”，同时还是一家专登丑闻的低俗报纸。

《地球报》 是政府的晚报，是辉格党给予官方的津贴。而 《纪事晨报》 的老板直接就是美国南部同盟领导人的私产。

同一个老板的 《先驱晨报》 和 《旗帜晚报》 属于保守的托利党阵营，他们希望战争拖垮现在的内阁，托利党上台后可以恢复他们的官方津贴，因此也为战争摇旗呐喊。

马克思指出，伦敦的周刊如 《观察家报》 和 《星期六评论》 仅仅是日报的回声，所以也主张战争。

在 “反战派” 报纸中，马克思认为，《每日新闻》 因为与约翰·罗素勋爵 (帕麦斯顿的政敌，时任外交大臣) 有联系而主张反战。《晨星报》 实际上是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报，它要保住 “不惜一切代价求和平报纸” 的名声。只有 《旁观者》 《观察者》《麦克米伦杂志》 在 “主战派” 报刊之列，马克思称它们是 “可敬的例外”。

文章的最后，马克思总结道： 伦敦的报刊 “无非就是帕麦斯顿加帕麦斯顿”。也就是说，大多数伦敦报刊选择了与政府意见一致，而不能反映人民的意见。不过，马克思相信： “不久将来的事变就会表明，在这一场决斗中谁是胜利者，是帕麦斯顿还是人民。”

马克思对伦敦报纸的分析揭示出，虽然19世纪60年代直接隶属于政党的英国报刊已经消失，但是英国主要政党通过各种曲折的方式控制着报刊。本应该作为人民意见代言人的报刊，一定程度为权势所控制，成为政治斗争和党派利益争夺的工具。马克思的分析表明，报纸不一定是人民的意见的代表，关键是看报纸掌握在谁手中，为谁服务，充当了何种角色。后来一些报纸又转变了态度，因为长期与人民对立，报纸无法维持生存，这仍然是利益牵制的结果。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akesizhuyi/2022121335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