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比较

整个人类漫长的文明的演进史其实也是制度的演进史。我们的先人创建制度使每一个共同体中的成员在劳动与交往中遵守一定的规则以维护共同体中生活的成员权利。当人类发展到民族国家时代，制度在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以至于有学者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制度也是生产力，制度对于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极为重要。旧制度主义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个人或社会对相关的某些关系或某些作用的一般思想习惯，而生活方式所构成的是在某一个时期或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过这个制度的综合，因此，可以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可以概括的把他说成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一种流行的生活理论。”［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9页。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康芒斯和诺斯对制度的定义更为广泛，康芒斯认为制度实质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诺斯对制度的定义比较接近于康芒斯，他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他们是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关系（道德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由此我们可以把制度简单地理解为人类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规则；从制度手段与保障来划分，制度包括两类，一类是非正式的，如道德，禁忌等，另一类是法制、法规，包括各种法律明文规定，还包括制度化的各种机制等。而从制度的层次划分来看，制度包括三个层面：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宗法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而体制属于中观层次，指社会各个子系统方面的制度，如企业体制、科研体制、政治体制等，也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整体意义上的组织制度，如领导体制、学校体制；具体制度是指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共同遵守的具体的行为指南和社会规范，如财务制度、工作制度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重视制度建设。早在20世纪40、5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相继写出《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健全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度》《加强组织和纪律性的指示》《论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系列文章，对于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和思想政治文化制度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使制度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阐发出新的光辉。邓小平同志对于制度的重要性论述得尤为直接。对于党的建设而言，“制度建设是决定因素”《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页，第333页。，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党政分开制度，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0年不动摇的相关论述中，我们感受到他对制度建设的重视。不仅重视党的制度建设，还非常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南方视察中，邓小平也谈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创造性地把市场经济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在于：“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可见建立创新型国家，主要是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而制度创新是其他一切创新的重要保障，只有不断地推进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不断地推进民主法治体制改革，使得上层建筑进一步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样离不开制度建设，从某种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建设始终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仅是指革命形势越来越好，也指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与崇高性；还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建设形成了许多丰硕的成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制度保障。依据制度的内涵，本书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主要是指三类：第一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的宏观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第二类，具体的在各个相关部门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度，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党校制度、媒体管理制度、新闻出版制度以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制度等等，这部分制度由政策、文件、法律条文甚至领导人重要报告、讲话等构成；第三类相对于第一类、第二类制度更加微观，涉及更加细致的层面，如党校制度是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制度，属于第二类；但是党校具体管理条例则属于第三类的马克思主义管理制度，包括具体的工作条例及微观的工作制度等。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越南也在致力于建设越南的社会主义事业，越南同样重视马列主义在越南的本土化，重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注重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制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意识形态终结论此起彼伏，研究与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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