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异同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个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二者结合到一起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而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在于其历史感。马克思去掉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从纯粹的“绝对精神”出发，而是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从现实的人类社会和从事感性活动（亦即实践）的人出发；马克思反对把一切撇开历史的进程当作固定不变的东西，强调“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中越两国虽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在考察两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即要注意到各自国情、民情的不同，因为这些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也会有差异。

一、建党初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之异同

中越在建党初期和民主革命时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多采用“论战”式理论教育法和“运动”式实践教育法，都曾经采用出书籍、办报纸杂志、办学校或培训班的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些方式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越南的广泛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纵观中越两党在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前，先进的中国人和越南人都分别为党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做了各方面的积极准备工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和越南两国当局政府都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方式、方法都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只能通过出书籍、办报纸等方式做舆论宣传准备。在越南的法国殖民者用更加残忍的手段巩固自己的殖民统治，越南不仅经济上受打击，而且在“政治和文化方面更遭到进一步的压迫，资产阶级想获得民主、自由，想参加政权，而民主和自由权被剥夺了，参加政权也遭到限制。”［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29页。尤其是“当法国掀起了革命和民主宣传运动之后，印度支那统治者就限制越南学生赴法留学”。［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30页。在这样的状况下，较早接触到马列主义的越南先进知识分子要在其本土传播马列主义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早期越南马列主义的宣传如出书籍、办报纸杂志、办培训班和成立爱国组织等有一部分是借道中国，曲线救国。除了这些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外，两国还通过“论战”方式展开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与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的问题”“无政府主义”等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三次“论战”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形成一种影响较大的思潮。20世纪20年代越南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进行的马列主义宣传中主要是胡志明等通过一些文章、书籍去申讨法国殖民者的残酷罪行，还远没有形成像中国当时的那种“论战”思潮。在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各地党组织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都通过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开展“运动”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种“运动”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唤醒了农民阶级的阶级觉悟，提升了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为中国革命和越南革命打下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整军”运动、“整风”运动、“整党”运动等“运动”式教育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而同时期的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中的“整军”“整风”“整党”运动还不多见，主要体现在政治培训班中对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在军队中的政治教育。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之异同

中越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已经逐步探索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法。

独立之初新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为促进社会化大生产、建设新文化都曾经采用过“忆苦思甜”运动（越南称“忆苦会”）、“扫盲”运动、树立模范典型的“榜样”教育、“整党”运动、“整风”运动等“对比”式、“运动”式、“榜样”式教育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都是在面对比自己强大多少倍的对手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美国扶持的蒋家王朝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极好素材，所以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运用这些素材进行“忆苦思甜”“今昔对比”，以此去激发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豪情壮志。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与卷土重来的强大的法国殖民者相持八年多的抗法战争中，而正反对比、敌我对比的对比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无疑对抗法战争的最终胜利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管是旧中国人民还是被法国殖民的越南人民的文化水平都相当低，因此从千疮百孔的旧社会中建立起来的新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迫切需要展开一场“扫盲”运动，而“扫盲”运动并非简单的识字教育，而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寓于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除了通过“忆苦思甜”、“扫盲”运动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外，在两国建设的初期，通过各行各业涌现出了众多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利用这些人物采用榜样激励的教育方法让更多的人投入到建设中去也是当时一种常用的方法。

不同的是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基本全国一盘棋，而越南此时还处于南北分裂时期，为了促进南方尽快解放，所以必须特别加强军队建设，在越南北方采用了“整军”运动的教育方式；另一不同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因为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为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而展开了“中苏”论战，当时的越南认为越南要取得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离不开中苏的合作和支持，因此越南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一直保持着谨小慎微的中间态度，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就是纵横于“苏联的左边，中国的右边”转引自潘一宁：《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1949～1973）——越南战争的国际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因此，越南不会也不可能展开这样的“越苏论战”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法。

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革新）时期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之异同

中越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革新）时期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已经系统的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法。

如果说中越两党建党初期和民主革命时期主要通过在实践斗争来展开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传播，建设时期于实践基础上开始总结经验并上升为理论，用理论进一步指导革命，开始探索实践教育与理论教育相结合的方式、方法，那么随着中越两党的逐渐成熟，尤其是中越分别实行改革开放和革新政策以来，便已经开始系统的、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的教育法了，比如在学校系统、共青团群体、党员干部群体中通过系统的“讲授”式、“专题”式活动来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同时在实践中展开“思想解放”和“思维革新”等“讨论”式实践教育，并且辅助现代教育媒介——网络来展开。由于历史的影响，越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上也借鉴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过越南因为受到法国、美国文化的影响，教育中的隐性教育方式是特别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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