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
在《共产党宣言》问世到20世纪初“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前夜将近70年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可谓知之甚少,基本上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理论武器可供选择。因此,这一时期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及理论教育方法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不仅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而且也开启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大门。而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问题的探讨,从此也成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重要课题之一。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势和工作重心不同,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对象和相关内容也不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的表现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历史发展态势。最具有特色、最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大多产生于以下几个不同历史时期,这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和思考。第一,俄国“十月革命”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从孕育、成立到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农阶级逐步结合密不可分的。其理论教育方法呈现多姿多彩,具体来说包括:论战、办报刊、出书籍、办工会农会讲习班、办各类学校、知识分子与工农直接结合、学生团体研修、结合“运动”开展以及统一战线。第二,从192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其间经历了人民军队创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阶段,因而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主要包括对人民军队的理论教育方法、党内斗争的方法、延安整风运动以及榜样教育。第三,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1949年~1956年),有人说这一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实效最好的时期,因而,研究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大有裨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主要包括马列著作以及《毛泽东选集》编译出版、整党整风、党员干部上党校或自修学习、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初步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及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等。第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6年“文革”结束。包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全国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专题学习:学《毛泽东选集》、榜样教育、反对修正主义论战、四清五反、七千人大会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运动等。第五,1976年“文革”结束至今。具体包括“论战”、真理标准大讨论、各级各类学校的理论教育、专题教育、榜样教育、谈话式教育、党建等。
历史事实证明,采用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结合就紧密;采用了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结合就松散。这里我们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进行分类,只着重介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上影响较大的主要理论教育方法和实践方法。
一、“论战”式理论教育法
“论战”式理论教育法主要体现在党成立前期的理论论战、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等论战中。
“论战”实质上是通过比较和鉴别几种性质不同的思想、思潮的异同点以及真伪,引出正确的结论,从而提高人们思想认识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常用的方法之一。“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5页。客观事物之间总是会存在矛盾与差别的,思想观念,各种思潮也不例外。两种思想、思潮之间的差别对比越鲜明,矛盾揭露得就越深刻,在鲜明与强烈的对比中,人们才能辨明是非、辨别真伪、判断正确与错误、从而坚定地接受正确思想,批判错误思想。在实践的过程中才能找到切合实际的解决矛盾的办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较量的过程,通过论战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著名的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的三大论战和拨乱反正时期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明显受到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排挤和阻挠,为了能够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三次较大影响的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的论战、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之论战。在李大钊等人的积极宣传下,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日盛一日,有不可阻挡之势,这引起了一小部分人的极度恐惧。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诬称为“过激主义”,资产阶级右翼代表胡适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文章,强烈反对外来进口“主义”,言辞激烈,其实质是反对社会改革,宣传改良主义和实用主义。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期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全面驳斥胡适改良主义的观点。李大钊认为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必须宣传,同时要研究实际问题,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能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其手段必须是革命。“问题与主义”论战的序幕由此拉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斗争的第一个回合,通过这场斗争,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了传播,扩大了影响。第二次是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言论归结为:认为中国的出路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极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工农革命运动,反对成立工人阶级的政党。其实质是帮助资本主义取消社会主义,阻止变革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何孟雄、蔡和森等人对他们的言论进行了系统批判,指出中国决不能走资本主义老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驳斥了张东荪等人对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歪曲;认为改良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必须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两派论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阶级的关系是如何的、中国应该走改良道路还是革命道路。一年多的论战让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进一步的发展。第三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以后无政府主义泛滥一时,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代表有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宣扬无政府主义。从1920年开始,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李达、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大规模批判。强烈的批判无政府主义者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不要法律、不要政权、不要政党等观点。让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于天下,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其真实面目。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斗争。这次讨论既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彻底打碎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尖锐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全党、全国人民从多年的教条主义与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次大讨论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了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次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
二、“运动”式实践教育法
“运动”式实践教育法主要体现在1941年的延安整风运动、1947年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1951年秋到1952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的“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到1958年的整风运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
“运动”式实践教育法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采取的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这种方法的特点是规模大、时间久、影响深刻,目的在于解决全党乃至全民的思想问题,克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改进作风,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运动式的实践教育法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如延安整风运动从1941年5月开始到1945年4月结束,这次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有: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整风运动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意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开了先声指明了方向;随后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次会议让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列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思想上的一致,也标志着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广泛生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再如1947年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为了纯洁党员干部的思想,净化基层组织,于1947年秋到1949年春,结合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中国共产党党内开展了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简称“三查三整”)为内容的整党运动,实质上这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理论教育运动。因为这一时期随着军事上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由解放战争初期的120多万人发展到195万人,由于部队新成分增加,特别是从国民党军中解放过来的士兵成分增多,部队在组织上、思想上、作风上产生了许多不纯现象;为使部队适应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纪律性和战斗力,一些部队结合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于1947年冬到1948年夏,利用作战间隙普遍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有领导的、有秩序的大规模民主整军运动。通过这次整军运动,部队政治上增强了团结,军事上提高了战术、技术,生活上获得了改善,战斗力大为增强,为更好地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式整军运动成为一场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阶级教育运动。除此之外还有1951年秋到1952年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的“三反”“五反”运动、1957年到1958年的整风运动、工农兵学哲学运动等。这些运动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在“左”的思想不断发展的情况下,运动进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偏差,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只有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史为鉴,我们才能客观、全面地认识现实,与时俱进,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局面。
三、“专题”式理论教育法
“专题”式理论教育法主要体现在“三观”教育、“三讲”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科学发展观”学习等方面。
“专题”式理论教育法指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科学理论的学习和教育。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容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会出现形式多样的“专题”教育。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观”教育、“三讲”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教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等。从根本上来讲,这些都是依据党的纲领并结合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来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三观”教育,即世界观教育、人生观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是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和学习,对于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三讲”教育即“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主要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要做讲学习的表率,就是要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在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讲政治,主要是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要做讲政治的表率,要在全面、正确、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上下功夫;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形成的好传统、好作风,要做讲正气的表率,要在讲党性、讲原则,公正无私,刚直不阿,言行一致,扶正祛邪方面下功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就是对改革开放时期形成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宣传和教育。党的建设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包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说教育等。这种专题式的理论教育通常具备以下特点:与时俱进,针对时代特点和社会形势适时提出学习内容;影响范围广泛深刻,能迅速掀起一股学习的高潮;教育对象全面,党政干部、人民群众、青少年学生等。专题式理论学习的好处在于能够不断地以先进思想武装自己,克服错误思想和腐朽思想;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以提高理论水平、提高觉悟、提高认识、做好工作。
四、“榜样”示范教育法
“榜样”示范教育法主要体现在领导榜样、行业榜样、模范榜样、感动中国人物、双百人物等不同榜样的示范教育中。
榜样教育就是选择能够体现和代表时代最先进思想和正确行为的个人和先进事迹,来教育和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和行为实践。榜样教育是根据客观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来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事物都存在着矛盾,发展总是有差别、不平衡的,同样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也是有高有低,实际表现有好有坏,贡献有大有小,不尽相同。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故领导者必须团结少数积极分子作为领导骨干,并凭借这些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8页。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便把代表着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和一般规律的先进典型去推广宣传,使先进典型帮助后进典型最终使后进典型转化为先进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榜样的形象具体、事例具体,易于学习和理解、接受和模仿,说服力强,给人们非常现实、十分直观的教育和引导。通过开展树立榜样和表彰先进的活动,人与人之间你追我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被调动起来,思想觉悟会大大提高,能够产生正面的引导作用。因此榜样教育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常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如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所著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就是赞扬革命典范白求恩和张思德,进行共产主义精神和风格教育的光辉文献。邓小平的《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以祝寿的名义向外界介绍共产党人的形象,用八路军高级将领的实际行动教育抗日战士和共产党员。又如在十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全国各条战线涌现出了一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他们的先进事迹被广泛宣传教育,全国上上下下广泛开展“学先进、树新风”活动。雷锋是那个时代的楷模,在他因公殉职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从此各地党团组织采取多种形式全面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学习雷锋“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一股高潮,大批雷锋式的好青年、好战士涌现,形成了积极学习、努力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风气,营造了人们思想觉悟、道德品质普遍提高的良好氛围,是一次实际的、全国性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焦裕禄也是那个时代广大党员干部的典范,党员干部学习焦裕禄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大搞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通过学习,许多干部的思想、工作和作风有了较大转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王进喜是当时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他的“铁人精神”和“大庆精神”在当时得到了广泛宣传后,群众的革命精神也因此被调动起来,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时期,除了对各条战线涌现出的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的英雄模范人物:“见义勇为的英雄战士”徐洪刚,“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孔繁森,韩素云、李国安、徐虎等的先进事迹广泛宣传外,还有从2002年到现在的“感动中国”人物评选,以及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评选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双百活动,通过开展这些评选活动,不仅大力颂扬了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弘扬了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而且激励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榜样”示范教育法所特有的功效。
五、“对比”式理论教育法
“对比”式理论教育法主要体现在“忆苦思甜”“今昔对比”“正反对比”“敌我对比”等教育活动中。“对比”式理论教育法,就是将不同的事物放在一起互相对比或者比较,辨别是非、区分优劣,从而检验自己原有认识的正确与错误,通过比较和分析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对比通常分为纵向对比和横向对比两种形式。纵向对比是从时间上来讲,通过回想过去,对比现在,从中得出有益结论以提高人们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的教育方法。纵向对比的“对比”式教育法经常用于新旧社会的对比,如20世纪50、60年代的“忆苦思甜”,回忆对比在当时上曾经发挥过很大作用,广大人民群众通过回忆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剥削的痛苦经历,对比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解放的美好生活,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对新社会的深厚感情,提高了人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觉悟。再如用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对比,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前后情况的回忆对比等。横向对比教育是从空间上,把有一定必然联系的两种事物加以比较,从中得出正确认识。这种方法存于个人之间、集体之间、事物之间;一般通过横向比较发现不足和差距,然后提高觉悟和认识能力。如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军队教育中提出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方面是针对人民军队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另一方面也是与国民党军队中军纪涣散的对比。在改革开放时期,横向对比教育比比皆是,如对比我们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方面,找到差距,通过努力解决问题。所以依据所处时代和教育对象的不同,教育内容要与时俱进、教育形式方法要灵活多样。
六、“讨论”式实践教育法
“讨论”式实践教育法主要体现学习小组讨论、学习型组织等实践教育活动中。“讨论”式实践教育法实质是在一个集体的成员之间通过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民主生活会等形式达到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激励、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共同进步这样的一种形式。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人们创造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友好的合作关系,人们是教育者也是受教育者,在一个“讨论”式的氛围中相互批评、互相影响、互相启迪、互相帮助从而能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毛泽东曾经创造了许多人民群众互相教育的形式,譬如谈心活动,领导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群众之间相互交流沟通情感,交换意见加强团结;开展各种讨论活动,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展开学习、工作、生产、生活、组织以及理论的讨论会,实践证明,成功的讨论会和轻松的谈心活动会起到互相启迪、互相教育、提高认识的作用。
七、“自我修养”式理论教育法
“自我修养”式理论教育法主要体现在战士自学理论、全民自学《毛泽东选集》《共产党人的修养》等重要理论著作中。修养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在政治、思想、道德以及知识等方面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锻炼,以及由此而达到的一定程度和水平。“修养”式理论教育法是指人们通过自学、反省、反思、自制和自律等途径主动接受科学理论、先进思想观念、社会生活规范,提高自身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的方法。从古至今许多思想家都倡导自我修养,但是大多只是通过修身养性的方式试图改变自己和社会,脱离了社会实践。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着主观世界,自我修养实质是在社会实践中的自觉学习和自我锻炼,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人们不断完善自我修养,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修养”式理论教育法是我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常用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特别重视。毛泽东提倡“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之适合于党和革命的需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刘少奇说过:“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在革命时期,战士自学理论(随身携带小本子)、全民自学《毛泽东选集》,刘少奇的《共产党人的修养》每个党员几乎人手一本,自学理论开展得如火如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人们在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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