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史进程的异同

一、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总体历程之异同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都是伴随着各自革命、建设和改革（革新）的历史进程而展开的，但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更加复杂、曲折。这一点仅从中国越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发展历程时期划分中就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平稳发展（1949年～1956年）、曲折前进（1956年～1966年）、僵化停滞（1966年～1976年）时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复兴发展（1978年至今）几个发展阶段逐渐成熟完善。而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伴随着越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也经历了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前（1924年～1930年），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后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前（1930年～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到日内瓦协议签订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5年～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到南北统一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54年～1975年），越南国家统一后到越南革新前（1975年～1986年），越南革新至今（1986年至今）的几个发展阶段逐渐成熟。笔者于2011年4月在越南开展学术交流中得知，河内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科大学哲学系、河内国家大学政治理论培训中心、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胡志明国家大学政治科学中心等越南高校和科研单位大多认可这样的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发展历程分期，胡志明国家大学政治科学中心主任武情教授还就这一问题向笔者作了详细介绍。

从上述分期中可以看到：[1]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存在一个南北不同步的现象，这种不同步主要体现在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到1975年越南国家南北统一期间。这段时间越南南北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北方处于越南共产党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之下，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通过各种公开方式开展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南方在1945年到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这段时期基本处于卷土重来的法国统治之下，1954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南方实际又处于美国支持的南越伪政权的统治之下。也就是说，1945年到1975年期间，南越地区先后由法国和美国实际控制。1945年到1954年期间，法国利用殖民时期遗留的情报机关和监狱，在南方占领区全线封锁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1955年到1975年期间，南越伪政府和美国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绝对禁止共产主义思想在南越地区的传播。因此，这段时期，越南南方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开展比较有限。而中国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除台湾地区）成立后，便开始了全国一盘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存在南北方不同步的这种现象。[2]由于越南南北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不同步，还产生了越南南北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实效和相应措施的不同。正因为1945年到1975年期间越南南方实际处于法国、美国的控制之下，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开展较少，其效果也相当有限。为此，1975年越南南北统一后，越南共产党特别加强了越南南方地区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南方地区扩大马列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量，加大马列主义在南方的宣传力度，如扩大《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的发行量，1983年在胡志明市的陈富印刷厂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18 200本，1986年又再次加印10 100本。以此来弥补之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南方地区开展比较有限的这种情况，平衡南北方差异。所以，相对比较而言，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总体发展历程更加复杂曲折。

二、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产生之异同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产生都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被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邓中夏、陈延年、恽代英、瞿秋白，在他们的大力传播下才有了中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也给越南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越南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摆脱被殖民、寻求民族独立运动中接受了各种思潮的洗礼，最终选择了马列主义，使得马列主义能在越南播下革命的火种，进而开始了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光辉历程。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产生虽然都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而发轫，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两国路径的不同，使得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最初的宣传教育影响的范围上便不一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主要有三条路径：东线——从日本传入中国，西线——从法国、德国传入中国，北线——从苏联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越南主要有两条路径：西线——从法国传入越南，北线——从苏联经中国传入越南。比较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越两国的路径可以看出：第一，越南早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除了受苏联影响之外，还受中国影响，虽然胡志明等人较早时期已经在法国接触到马列主义，但当时的越南还没有像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那样形成一股强烈的思潮；虽然有胡志明等从法国传到越南的马列主义文章与报刊，但越南还有相当多的进步青年到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去学习、了解马列主义。第二，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前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范围有一部分在国外展开，其中以广州为中心的两广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这一定程度上分化了越南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力量。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越南在中国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受到蒋介石的阻挠无法进行，开始转入越南国内。1930年越南共产党成立后，越南国内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广泛展开，逐渐被人们认识。

之所以中国成为马列主义传入越南的一条主要路径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第一，法国和中国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不同。当时的越南处在法国殖民统治之下，法国殖民者不会也不可能让马列主义在自己的统治之下形成一股革命思潮。在中国则不同，五四以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把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来介绍，而且很快在广袤的中国大地形成一股革命思潮。第二，地缘便利。马列主义从遥远的法国传到越南，千里迢迢，路途漫长，不太便利；而中国则不同，中国毗邻越南，无论是水路还是陆路，到达越南都十分便利，传播当然也更加便捷。第三，中越两国历史关系源远流长。中越两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交往关系，在这两千多年漫长交往中，中越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在儒学、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相互影响，尽管近代社会越南受法国殖民统治长达八十余年，但并没有阻断中越两国频繁的交流和深厚的历史关系，这一特殊的历史关系为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借道中国提供了便利。第四，近代两国相似的历史命运。两国都于19世纪中叶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彼此的国门之后，一个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变为半封建殖民地社会，两国都受到西方列强的瓜分或强占。不甘压迫的两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都展开了前赴后继的反抗斗争，在反抗斗争中，都涌现出了一批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因为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他们的种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两个同样落后的东方国家带来新的希望，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掀起了传播热潮，也引起了先进的越南人的关注。正是因为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成为马列主义传入越南的一条重要路径。

三、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异同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时期都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做过激烈斗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受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指导，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和军事斗争都受到严重影响。要使革命摆脱“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为此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是这次“左”倾错误的源头，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文革”期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再一次受到极“左”错误路线的影响，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替代。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被政治教育—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完全替代。直到“文革”后期，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极“左”思潮进行了纠正，并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所进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邓小平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展开了纠正“文革”时期的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越南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受国际“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否定了胡志明在1930年制定的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爱国力量完成解放事业的党的统一行动纲领，使得越南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1935年共产国际第7次大会批判共产国际风潮中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主张建立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越南革命的“左”倾错误才得以制止。这段时间的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针对“左”倾错误而展开。越南国家南北分裂时期（1954年～1975年），北方针对土改中“左”倾错误扩大打击面而开始了纠偏教育，主要通过教育宣传的形式纠正土改错误，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加强干部的思想道德教育，展开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斗争。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没有因为纠偏教育而停止，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出现经济危机先兆，为摆脱社会经济困境，越南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激烈争论，并发起全国范围内的思维革新运动，号召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进行思维革新，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才从根本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比较中越两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针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展开了一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教育，在党内外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样，越南也针对国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展开了斗争，不过这种因斗争而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分为越南国内和国外两个区域展开，国外主要包括中国和苏联。在中国，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革命志士针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路线展开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苏联，胡志明等展开了既有原则又有灵活性的说服教育。所以，相比较而言，这一时期，越南国内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人员力量比较分散，教育效果比较有限。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两国都同样针对“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展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这一时期，中国针对“文革”的极“左”错误展开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教育，越南针对照搬苏联模式的“左”的错误展开了全国性的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和思维革新运动。两国此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其共同点在于都展开了思想解放的教育运动，而展开思想解放教育运动的原因主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得不清楚。

四、中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革开放（革新）时期之异同

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改革开放（革新）时期都受到国际国内“右”倾思潮干扰。

在国际风云变幻的20世纪80年代年末90年代初，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甚至主张中国也应该“改旗易帜”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上掀起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声音一时甚嚣尘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受到国际国内西化势力的严重干扰。后来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当时受到的干扰。此后经过各种措施，加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力度，出现了新的局面。

早在1988年初，受当时东欧各国社会动荡的影响，越南社会也冒出一些自由人士，他们打着重新评价历史的幌子，对越南选择社会主义提出质疑；尤其是在东欧剧变后，越南受到的震动相当之大，不仅一般民众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动摇，连一些党员干部也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态度，一时间越南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受到各种论调和认识的攻击。面对这种情况，越南共产党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论调给予有力的回击，认为越南“没有任何理由，现在又转向与已选择的目标相反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退回’已经历史地都过来的人民民主革命阶段”。《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事实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比较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可以看到：在改革开放（革新）时期，虽然两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思想文化领域却都所受到国际、国内“右”倾思潮干扰。由于没有及时跟进，出现“一手软一手硬”的局面，导致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出现波折。难能可贵的是两国都能保持清醒头脑，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越南为五项基本原则），继而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力度，并在坚持从各自国家的实际出发中不断发展创新。越共在1991年的七大上正式提出胡志明思想这一概念和理论，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内容；中国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正式提出邓小平理论，之后又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把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体内容。

纵观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产生、发展的脉络，可以看到，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都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既跟“左”倾错误做过斗争，又受过“右”倾思潮干扰。尽管在很多方面，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受到中国的影响，但因为国情、党情、民情的不同，中越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彼此之间都有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希望通过学习借鉴，不断完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走民族化、多样化的教育改革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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