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历程是一个光辉的历程，它的产生，以工人运动的需要为实践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为理论基础，以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为组织基础，伴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发展。”胡子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概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同样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也离不开马列主义传入越南、越南工人运动的需要以及越南共产党的诞生。

越南历史悠久，从中国秦王朝开始到封建豪族丁部领建立割据政权开始，越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时期，从968年丁部领建立割据政权到1885年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越南经历了九百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时期。无论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郡县时期，还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时期，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越南封建统治者主要借助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人民进行教化，以达到统治目的。随着法国殖民者的侵入，越南逐渐进入到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法国殖民者结束了越南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同时也动摇了传统儒家思想进行教化的根基。从1858年法国侵入越南开始，法国殖民者就对越南开始了长达八十年的经济掠夺、军事镇压、政治迫害、文化愚民。残酷的殖民统治不断引起越南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民族独立运动，在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者残酷统治的同时，越南士大夫阶层中的维新派接受了来自于欧洲的新思潮：即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提倡的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启蒙思想。这些思想通过法国、中国的书报传入越南，极大地震撼着当时越南士大夫阶层中的维新派，他们开始思考越南王国灭亡的原因以及如何拯救危难中的越南民族。维新派在环顾亚洲各国后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魔爪早已占据了包括越南在内的东方各弱小国家，甚至连昔日的大国中国也被瓜分，但西方列强前进的脚步唯独在近邻日本的大门前戛然而止，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强大起来的日本极大地影响着包括越南在内的东方各弱小国家。越南士大夫中的维新派对日本“黄种老大哥”寄予了殷切的希望，“希望‘黄种老大哥’能把这帮小弟弟从白种人的压迫中拯救出来”，［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183页。这时候维新派认为只有到日本去，才能找到解救越南民族的良方，赴日留学便成为一种风气和运动，称之为“东游运动”。以潘佩珠为首的维新派士大夫早在1904年就成立了革命团体“维新会”，1905年潘佩珠、曾拔虎赴日留学成为“东游运动”的开端，他们在日本出版书籍、发表文章，并寄回国内。受到这些书籍、文章影响的越南爱国青年通过维新会的组织赴日留学，东游运动历时三年，尽管最终在法国殖民者与日本军阀相互勾结的干预中瓦解，但是它却开启了民智，培养了革命人才。正是在东游运动新思想的传播中，1907年梁文玕、阮权等在河内创办了“东京义塾”，通过教学、演讲、著书来激励人们的爱国心，倡导新生活。尽管“东京义塾”存在了九个月便被禁止，但它传播的先进思想却洗涤了越南人民的心灵，在人们心中撒下了希望的种子。正是由于“东游运动”“东京义塾”开启了民智，激励了人们革新，才有了1908年的潘周桢等领导的中圻维新运动以及后来的中圻各地抗税运动，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越南人民在新思想的影响下，用自己的方式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者，寻求民族独立的新道路。在“东游运动”、“东京义塾”失败后，越南光复会的武装斗争、南圻的暴动、维新帝起义、太原士兵起义不断展开的过程中，一些先进的越南人又接触到另一种思想：马列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给越南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伟大的革命，不但震动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中心宗主国，而且还震动了他们的后院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已经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斗争和各个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向帝国主义展开‘夹攻’。”［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6页。十月革命的思想从苏联经过法国传入越南，当时在法国已经聚集了以胡志明（当时名为阮爱国）为首的一批越南进步青年，他们创建了“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创办了报刊，撰写文章揭露殖民者在越南和全世界的罪行、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思想。这些报刊和文章经过海员的手从法国漂洋过海传到越南，很多人就是通过阅读这些报刊和文章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这是传到越南的最初的马列主义的革命火种。十月革命的思想除了从法国传到越南国内外，还有一条途径就是经中国传入越南。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4年国共合作的展开，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处在法国殖民者残酷统治中的越南。另外胡志明1924年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广州，领导在中国的越南进步青年的各项活动，当时胡志明的政治讲稿、文章等由学生和进步青年带回越南国内，播下了最初的马列主义的革命火种。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越南人民再一次掀起了反对法帝国主义、摆脱被殖民、寻求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伴随着越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摆脱被殖民、寻求民族独立运动，越南社会也发生着一些新变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的轻工业和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殖民者忙于自己的战争，无暇顾及越南殖民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南新的阶级才真正出现，即越南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时出现了。“新的阶级产生了，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权力、新的意识、新的愿望、新的姿态和新的将来。”［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11页。新产生的资产阶级要立宪法、设议院、组政党，他们要自由往来、自由通商、发展实业，但是“越南资产阶级晚生，产生时就缺乏血气（先天不足），产生后又遭到法国殖民者各式各样的排挤，得不到自由发展，就更加孱弱不堪（后天不足）了”。［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1卷），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330页。尽管新产生的工人阶级数量不多，但他们生活集中，长期受到殖民者的残酷剥削，阶级斗争意识成长迅速。1920年到1925年，在一些工人聚集地就出现了零星的工人暴动，这些暴动多带有自发性，还没有一个先进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从1925年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立后，部分工人开始加入这个组织，他们的阶级觉悟开始提高，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逐渐向自觉的政治斗争发展。从1925年到1928年，越南国内工人运动开始高涨，各地不断进行工人罢工的运动，此时的工人运动虽然高涨，却没有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来领导，因此运动经常被法国殖民者和封建统治者联合绞杀，工人运动迫切需要自己的政党来领导。

在1923年到1927年革命斗争逐渐高涨起来时，越南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政治集团的胚胎：如立宪党、越南义团、复越会、兴南会、越南青年党、越南独立党，但是他们因为自身所代表阶级与法国殖民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自身的组织涣散等问题最终走向瓦解。1925年到1927年间，越南真正的革命党出现了，即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新越革命党、越南国民党。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于1929年5月宣布解散后，吸收了北方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所有积极分子和中圻的部分新越党党员，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不主张解散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人员于1929年9月在南圻成立了安南共产党组织；新越革命党几经变迁后留下来的中坚分子于1929年6月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联团；而越南国民党随着安沛起义的失败走向瓦解。北圻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圻的印度支那共产联团、南圻的安南共产党组织经过整合成为越南工人阶级中最早的三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他们的领导下，各地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但是三个共产主义小组之间联系较少，而且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冲突，为了扩大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有时候会对对方的组织和个人进行攻击，严重影响了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为了使越南的工人阶级能够在统一的政党领导下，更有效地开展反帝斗争，共产国际派胡志明以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和东南亚司负责人的身份到我国香港召开越南三个共产主义组织的统一会议。1930年2月3日在我国香港九龙，胡志明主持召开了越南共产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统一的共产党，名为“越南共产党”。1930年1月越南共产党成立，1930年10月越南共产党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1951年又改名为越南劳动党，1976年恢复原名越南共产党，为避免行文的不便，本书统称越南共产党。会议通过了胡志明起草《纲领概要，策略概要，纲领简要》，这个文件形成了越南共产党的第一个政治纲领——胡志明纲领。越南共产党的成立使得越南革命思想和组织上分散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为日后领导越南民族解放斗争奠定了重要基础。正如胡志明所说：“没有一个统一的革命党来领导工人运动，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就像一艘没有舵手的航船。”转引自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正因有了越南共产党的统一领导，越南人民才能战胜后来的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法国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引起越南人民的反抗，越南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摆脱被殖民、寻求民族独立运动中接受了各种思潮的洗礼，但最终选择马列主义，使得马列主义能在越南播下革命的火种，进而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实践，建立自己的政党，在统一的政党领导下去开展斗争，在开展斗争中进一步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开启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越南的光辉篇章。

一、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前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24年～1930年）

从1858年法国殖民者开始殖民越南起，追求独立、摆脱被殖民的命运便是越南人民的奋斗目标，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越南的独立而不懈努力。随着马克思主义经过法国和中国传入越南，越南共产党的成立及工人运动的需要，越南共产党开始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指导群众。马列主义在越南的发展历程就是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发展历程。

越南共产党成立前的越南马列宁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分为国内国外两部分进行。在国外进行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体现在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1924年～1927年和1929～1930年）成立爱国组织、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举办特殊政治培训班、办报刊、出书籍等，进行了丰富的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活动与实践。在越南国内进行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马列主义书籍在越南的传播同步。

在越南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较早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自己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的当属胡志明，早在1914年，胡志明在法国看到自己的同胞为了保卫宗主国的领土牺牲在欧洲战场上时，就逐渐认清了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于是他利用一切机会同越侨和在法国的越南人接触，向他们介绍祖国的情况，动员他们为祖国的解放做贡献。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呼号，胡志明在越侨中先后建立了“越南爱国者协会”“印度支那人互济会”“印度支那劳工联谊会”等组织。稍后，他又创办了《越南魂》周刊。在阮世传的影响和介绍下，胡志明认识了一些法国社会党员，并于1918年加入法国社会党。这些也为后来越南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组织与思想舆论准备。1920年，在法国寻求救国道路的胡志明阅读了列宁的著作后，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接受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胡志明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又创建“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创办了《穷苦人报》，联合会和《穷苦人报》成为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窗口。1924年11月，胡志明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以孙中山苏联顾问鲍罗廷翻译的公开身份，化名李瑞来到中国广州，对在那里的越南侨民等人士开展政治、思想和组织工作，为越南共产党的成立进行思想舆论和组织准备。在胡志明到来之前，处于大革命高潮的广州就已经聚集起了一批越南爱国青年，如潘佩珠成立了“光复会”，黎洪峰、范鸿泰成立了“心心社”，但他们没有明确的目标，缺乏有力的领导和统一的指导思想，仅仅通过暴动、刺杀的手段进行革命活动。针对这种情况，胡志明在广东区委和广州革命政府的帮助下，从1925年到1927年在广州文明路13号，开始为越南爱国青年举办特别政治培训班，讲述越南革命道路、革命性质、领导阶级、依靠力量、团结力量、革命斗争艺术等。授课中胡志明特别注重向爱国青年灌输马列主义理论，强调革命队伍不仅要有革命道德、革命热情，而且还必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广州特别政治培训班一共举办了3期，培训越南爱国青年70多人，通过培训，在广州的越南爱国青年逐渐懂得要想救国，靠暗杀、暴动不行，只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残暴统治。培训班除了胡志明自己讲课外，“还邀请周恩来、张太雷、陈延年、李富春、彭湃、何香凝、鲍罗廷夫妇为培训班讲课，有时也请培训班的学员听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报告”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并且挑选优秀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军事。胡志明还根据自己培训班讲课的教材，编辑成《革命道路》一书，向国外的越南爱国者和国内的越南群众宣传马列主义，一些越南领导人如陈富、范文同等年轻时都是通过参加特别政治培训班和阅读胡志明的《革命道路》开始接触和学习马列主义的，特别政治培训班和《革命道路》也成为向国外的越南爱国者和国内的越南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的窗口，为越南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组织准备。为了进一步提高越南青年爱国者的素质，明确他们的奋斗目标，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胡志明吸收了越南爱国组织“光复会”和“心心社”的优秀成员，于1925年成立了爱国组织“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同时还出版了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机关报《青年报》，揭露法国殖民主义“强抢”和“屠杀的罪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让国外越南爱国青年认识到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有紧密联系，新时代民族解放革命必须要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使国外越南青年从爱国者转变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州弥漫在“白色恐怖”之下，胡志明无法继续在广州从事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在一些欧洲国家短暂逗留后，几经波折，于1928年6月到达泰国，在泰国进行了为期1年的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教育工作：鼓励泰国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同志不要气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巩固扩大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的基层组织。

越南早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其在开展地的革命情况息息相关，1924年到1927年受中国大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的越南马列主义理论宣传教育也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窗口——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中国的革命活动受到影响后，在中国的越南侨民和留学的越南先进青年中开展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成员便陆续回到越南国内，在国内继续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由此，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开始转入越南国内进行。

越南国内，由于此时处于法国殖民者的殖民高压统治之下，法国殖民者不允许越南爱国知识分子在越南境内传播共产主义，但允许用法文办报。越南爱国知识分子利用1881年7月19日通过的这一法律，创办法文报纸，刊登马列经典著作的法译本，传播马列主义，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所以这一时期的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办法文报纸，刊登马列经典著作，阅读传播马列书籍。如阮安宁、潘文场主办了法文报纸《破钟报》，并且在该报刊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文章。该报于1926年3月29日第53期到1926年4月20日的60期，刊登了《共产党宣言》法译本的三篇德文版序言以及正文，〔Báo，，29/03/1926-20/04/1926.〕随后印成法文传单传播。这是《共产党宣言》在越南传播的最早记录。根据1928年1月7日第133S号西贡密探所报告记载，《破钟报》刊登的法文版《共产党宣言》是由阮安宁从法国带回国的，当时他带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29本法文马列书籍和发表有阮爱国（胡志明）法文文章的一些报纸回国，之后这些书籍在越南爱国知识分子中间传阅。〔，http://ajc.hcma.vn/Nghien-cuu-khoa-hoc/Tuyen-ngon-cua-Dang-Cong-san-voi-Ho-Chi-Minh-va-Cach-mang-Viet-Nam/12455.ajc.〕

尽管法国殖民者百般阻挠，但是在留法回国的越南爱国青年和从中国回到越南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成员的大力宣传下，越南国内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有了较快发展，较早接受马列主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凭着青年人这股沸腾的热血”［越］陈辉燎：《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第2卷上册），范宏科、吕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20页。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他们又把马列主义带到了越南工人群众中，越南工人阶级有了先进思想的指导也逐渐走到了越南历史的前台，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工人运动逐渐发展，共产主义小组也不断建立，到1929年中，已形成以北圻的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圻的印度支那共产联团、南圻的安南共产党三支较大力量的共产主义组织，这三个共产主义小组通过办刊物等方式宣传马列主义，如：印度支那共产党出版的机关刊物《斧头和镰刀报》和杂志《红色工会》，安南共产党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刊物。这些机关刊物都为越南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很好的思想准备工作。1930年2月统一的“越南共产党”正式成立，越南工人阶级终于有了自己的先锋队。1930年10月，越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改越南共产党名字为印度支那共产党。会议决定基于共产国际的决议以确定党的纲领、政策和计划，使党布尔什维克化，制定了新的“资产民权革命纲领”，加强了党群组织的建立，使马列主义在党群各层组织中的教育得到宣传。

二、越南共产党成立之后到越南民主共和国1945年8月胡志明领导“八月革命”取得胜利。9月2日，胡志明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即“北越”），1945年到1975年，1975年南北越统一之后，统称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之前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30年～1945年）

越南共产党成立后，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贯穿于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中，从越南共产党成立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前，越南共产党组织了三次大规模人民民主革命：1930年～1931年的革命风暴，1936年～1939年的人民民主阵线运动和1939年～1945年反双重帝国主义侵略并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运动；同时通过成立印度支那反帝人民战线、建立北坡革命基地、举办北坡政治培训班、成立越南独立同盟、创办党报、建立越南解放军宣传队等活动开展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正因为有了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的指导，越南国内工人罢工，农民要求土地的革命运动一天天壮大起来，群众斗争风暴发展得如火如荼，在北部、中部、南部强势爆发，中忻的义安、河静两省成为革命风暴的中心，形成了著名的义静苏维埃运动。值得注意的是，苏维埃农民已在义安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进行群众斗争。由于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指导方针影响，也出现了单纯的工农暴动，而没有联合最广泛的力量，在强大的法国殖民者的镇压下，1930年～1931年革命风暴以失败结束。革命风暴虽然以失败结束，但是通过此次革命风暴马列主义的革命火种得到初步传播，同时革命中的“左”倾错误也使得越南共产党总结了革命斗争经验。使得越南共产党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注重把反帝和反封建任务相结合、工人斗争和农民斗争相结合、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实现工农联盟、城市革命和农村革命相结合、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正是在这些宝贵经验的指导下，各地又成立了广泛的民主阵线，1936年～1939年间形成了印度支那民主人民阵线运动。这期间胡志明已从苏联回到中国（1938年10月），在他的指导下，国内同志把反帝和反封建任务相结合，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问题相结合。首先通过报纸书籍向人们宣传马列主义，在南圻出版了《前锋报》《民众报》《越民报》《普通报》《劳动报》《新报》，在中圻，出版了《稻穗报》《经济报》《民报》等，在北圻出版了《劳动报》《集合报》《前进报》《我们之声报》《河城时报》《时势报》《民友报》《消息报》《现代报》《新人报》《新世界报》，其中《消息报》和《民众报》已经成为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的代名词了。经过这些报纸的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已经逐渐渗入人民中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斗志。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长征指导发行了《今世报》。1940年，他被推选为北圻圻委的喉舌——《解放报》的主编。在负责言论的岗位上，长征是党在公开报界最重要的代表。他对宣传、鼓动、集合群众、建设革命力量、为夺取政权的战斗作准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1年5月，在越南共产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经胡志明提议，会议一致选举长征为党的总书记。从此，在总书记的岗位上，他主动集合力量，为越南革命创造时机。他写了《毒疮要化脓》《日法交火与我们的行动》等文章与指示，对敌人给予了正确的分析和评价。这种正确的分析为越南革命赢得主动并于1945年8月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是对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一次效果极好的宣传。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越南人民群众中建立公开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如建立互济会、爱友会、行会、孝喜会、文化会、体育会、反战会、工会、农会、青年反战会、青年反帝会、妇女反战会、妇女反帝会等，经过广泛的宣传和发动，从1936年到1939年之间工人罢工运动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此起彼伏、风起云涌。正如胡志明在《党在民主阵线时期（1936年～1939年）的路线》中所说：“要实现以上任务，党必须对宗派、狭隘等思想做不调和的斗争，必须系统地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提高党员的政治和文化水平。”《胡志明选集》（第1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197页。1936年～1939年人民民主战线运动为1939年～1945年革命运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之后党建立了一支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干部队伍，在斗争中积累了更多指导革命的新经验，在政治和组织方面成长起来，为今后取得更大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1941年5月10日至19日，在越南高平由胡志明主持的越南共产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对越南革命战略方向进行了转变：要高举民族解放旗帜，把民族解放任务放到首位，集合民族统一战线中所有爱国者的广泛力量，在城市和农村建立政治力量，建立革命基地和武装力量。为适应革命战略的转变，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成立了“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创办越盟机关报《越南独立报》，报纸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在群众中展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工作，深受当地群众的欢迎。在越盟之外，还按照社会阶层、行业和村落组织各种各样的“救国会”。伴随着报纸等宣传工具的舆论导向，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还吸取中国革命的经验，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举办根据地政治培训班的形式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38年秋，胡志明自苏联抵达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年底以八路军军人身份至广西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0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胡志明到达云南昆明，与印度支那海外部负责人冯志坚、黄文欢、武英等人会晤，开始指导海外部的工作。1940年年底，胡志明在中国广西同越南国内党组织派来的黄文树等人会晤，听取了他们对越南国内情况和越南共产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准备工作的汇报。此后，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人根据胡志明的指示在越南北部的高平省北坡地区建立了中央根据地，教育党的干部要想成为党组织的骨干，就应该具备真正的革命道德，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并尊重群众及他们的风俗习惯。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越南共产党又建立了“越南解放军宣传队”，把政治斗争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一边进行政治宣传，一边通过武装斗争反对侵略，通过政治宣传发动号召人民群众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北坡革命基地扩大到整个河内以北的大片地区，这些地方的政权逐渐转到人民手中。越南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发展，已经为发动革命准备好了思想战线和组织力量，实行夺取北越和其他地方武装起义的条件已成熟。1945年8月越南共产党抓住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时机，在全国进行了夺取政权的八月总起义（又称“八月革命”）。仅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就夺取了胜利，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这也是胡志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越南革命实际相结合，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和创新的胜利。

三、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到日内瓦协议签订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45年～1954年）

虽然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但法国政府又卷土重来，企图再次把越南“据为己有”，接连破坏协议，对越南进行大规模军事入侵，越南人民被迫投入到长达八年的抗法战争。这段时间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通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扫盲运动、学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来展开。

194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初，越南的文盲率超过90%，胡志明在临时政府的第一次会议上谈到法国殖民者为了更好地统治越南人民，实行愚民政策，致使90%以上的百姓都是文盲，“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一个懦弱的民族，为此我建议开展一次扫盲运动”。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页。因此，越南共产党于1945年9月组建了一个“平民教育委员会”，负责全国扫盲运动，扫盲运动不仅仅是简单的识字教育，它还蕴含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列主义教育。与此同时，马列主义的教育也正式作为主要科目在各级学校展开，尤其是高等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一个知识传授的过程，更是对下一代进行政治性和道德培养的过程，学校教育不再局限于教室内，它与政治生活和生产劳动联系密切”。陈立：《越南高等教育发展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共产党一贯重视党的建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出党必须从“仁”“义”“智”“勇”“廉”五条道德和作风建设上下功夫，这样才能成为楷模。而作为党的一分子的党员干部要有道德，没有道德，即使再有才干，也无法领导人民。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教育培训活动。1949年之前所进行的培训，都以老一辈领导人的名字命名，如“阮爱国班”（1946年），“苏校班”（1947年），“陈富班”（1948年），［越］邓庭富：“越南干部教育培训的发展历程与现况”，陈海丽、肖晋译，载《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1949年中央干部第6次会议后正式成立中央党校，取名为阮爱国学校，即今天胡志明国家政治行政学院的前身。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之后一年又提出整党，先整训省级以上干部，整训了省级干部再整训全体党员。通过整训，党员和干部普遍提高了思想和政治水平，具有了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1954年7月15日，越南共产党第二届第六次中央扩大会议又向全党提出了三大任务和十项工作，其中特别强调在思想上统一全党全民对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认识。

进行党的建设的同时，还加强了军队建设。1947年制定了人民军队的12条纪律，如：“一切事情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绝对不假公济私，不拿人民的一针一线等”。《胡志明选集》（第2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56页。1948年制定了《十二戒条》，包括“六不该”“六应该”，要求大家“不该使人民的田园庄稼受到任何损失，或弄脏、弄坏人民的房子、东西；不该失信；不该坐或说使人民误以为轻视他们的事或话”等，“应该帮助人民做一些日常的、实际的活计（如收割、砍柴、打水、缝纫等）；应该使人民看到我们是正派的、勤劳的和守纪律的人”等。《胡志明选集》（第2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75页。在西北战役和桑怒战役中，颁布了八项命令：“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人民安居乐业，没收法国强盗和叛国者的财产，保护寺庙、教堂、学校、医院以及其他社会文化机关，有功者赏、有罪者罚，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人民特别是农民应组织起来，保护外国侨民的生命财产”。《胡志明选集》（第2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237～238页。此外，在人民军队中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制定有关的规章制度，进行政治整军，同时在军队中开展诉苦教育，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把人民军队变成一支钢铁队伍。

四、日内瓦协议签订到越南南北统一之前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54年～1975年）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越南北方得到了解放，1954年到1965年北方的局势相对比较和平，这个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体现在越南北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与各类学校所进行的相关教育。1965年随着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越南北方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由建设时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转变为战时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而在1954年到1975年的这段时间，在美国政府的保护下，吴庭艳建立的南越政府对南越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南方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通过反对美国政府和吴庭艳的南越政府展开。

在越南北方，自从和平恢复以来，主要致力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此时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也主要与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发展经济相结合，即经济改造和思想改造相结合。具体体现在接管城市、土改、党建、军队、学校等方面。

在接管城市方面，为了给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对新解放的城市提出了八条政策：“如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农业、保护信仰自由、原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职务不变等”李家忠：《胡志明传奇的一生》，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以达到社会从战争到和平的稳定过渡。同时在北越解放区分期、分批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制定了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联合富农，逐步地、又有秩序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农村总路线，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把农村千百万农民广泛的动员了起来，农业生产空前发展。“但到1956年夏季，越共发现土改中在镇压敌人、整顿组织、划阶级成分方面犯有严重错误，即扩大了打击面，错划了一些人为地主、富农，把在革命战争时期以‘白皮红心’面目参加革命的人，错打成阶级异己分子、钻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于是开始纠偏。”周新城主编：《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进行纠偏教育，即1956年底政府通过宣传教育和巩固组织，修改成分、补偿那些被划错阶级成分的人，补偿那些因为土地改革错误而导致困难的家庭等政策，以改正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同时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思想道德建设，要求党员干部要对党、对人民忠诚，批评种种错误思想尤其是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

受国内土改错误和苏联“解冻”运动的影响，从1956年8月到11月，北越知识分子发起了“人文-佳品”运动。这个运动主要以一批出版物为中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人文》和《佳品》，这些杂志刊登了大量批评越南共产党的尖锐文章，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自由化风潮。当时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还十分激烈，对那些在宣扬自由化风潮的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开展批判和思想改造，此次运动也使越南共产党意识到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有必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1960年9月在越南共产党召开的“三大”上明确提出促进思想、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目的是全国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深切领悟社会主义思想，抛弃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绝对优势，并成为全民的思想体系，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我国人民的新道德”。［越］黎笋：“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第三次全国代表大学的政治报告”，载《越南劳动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43～44页。

经过这次运动后，各级各类的学校教育也加强了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大生产、建设新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在所有课程中放在首要位置，更受重视；学生素质考核的标准中思想政治觉悟的高低起决定作用；设立劳动青年团在课外对学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忆苦会让贫困家庭的学生讲述自己的家庭被法国殖民者蹂躏的悲惨过去，激发学生努力学习并时刻准备与美帝国主义做斗争的决心；根据形势需要发起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运动，如对南方革命形式的各种政治宣传等；1954年到1965年间，越南向中国、苏联派遣了大规模的越南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在学习中国、苏联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学习了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和苏联的列宁主义，并在学成归国后把毛泽东思想和列宁主义也带到了越南国内，进一步丰富了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内容。除了各级各类学校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之外，还延续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之初开展的扫盲运动，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工农补习学校和干部补习学校，开展更高阶段的补习教育。这些补习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知识教育，更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丰富的马列主义教育，通过补习教育，越南人民更加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了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在越南南方，日内瓦会议后，南方的抗战骨干大都随人民军部队北撤，但仍有1万人左右留下，由黎笋和范雄任正副书记的劳动党南部区委领导。他们在南方通过公开的或秘密的宣传工作、群众团队工作和地方机构的渗透工作从事和平的政治斗争，避免与西贡军队冲突，目标是争取1956年全国选举的胜利。争取和平统一，温和和克制是当时越南共产党1954年至1958年南方政策的特征。但1955年10月下旬，南方的吴庭艳进行所谓“公民投票”，建立了“越南共和国”，而没有按照《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全越应于1956年进行自由普选以实现统一来行事，并且开始了大规模的“除共运动”。所以从1959年开始越南共产党中央逐渐开始放弃温和路线，越南共产党二届十五中全会中尽管提出政治斗争依然是斗争的主要形式，同时也提出在南方建立若干武装单位，在“适当程度上”通过武装斗争来保护党在那里的生存。武装斗争的形式被认可之后，南方许多地方爆发了起义。1960年9月越南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最终放弃温和路线，将南方解放和北方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随后宣告成立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民解”），建立了民解自己的军事组织——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简称“解放武装力量”）。解放武装力量的兵员多来自农民，通过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文化学习和技术训练，这些成员具有了坚强的党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严格的纪律习惯。

1961年秘而不宣的“特种战争”在越南南方悄悄拉开帷幕，面对美国和吴庭艳政权发动的“特种战争”，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充分认识到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把马列主义理论与越南的实际相结合，把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加大了军队建设和党组织建设。“武装斗争基本的作战指导思想是‘小打稳吃’‘打有实无名的仗，不打有名无实的仗’，积小胜为大胜，把武装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逐步改善力量对比，为向游击运动战发展直至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条件。”胡海波编著：《1961～1975越南战争启示录》，黄河出版社2009年版，119页。确定了武装斗争作战指导思想的同时加大了军队建设的力度：“即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游击部队和民兵自卫队相结合——主力部队直接归军区指挥，主要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地方部队由省、县党组织领导，主要执行在该省、县境内的作战任务，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分为乡和村的两种自卫力量，主要执行就地坚持武装斗争与配合群众反‘扫荡’的任务。”胡海波编著：《1961～1975越南战争启示录》，黄河出版社2009年版，119页。在与美国和吴庭艳政府进行斗争的同时，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利用战斗和训练间隙大搞农副业生产，解决了自身的粮食供给问题；在各地建立小型兵工厂和缴获敌人战场中的武器，解决了武器装备供应方面的问题；建立农村根据地，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对付美国及南越政府军联合“扫荡”；在“战略村”内建立秘密的群众组织，进行秘密宣传，变敌人的“战略村”为“战斗村”，1961年到1964年之间捣毁了南越政府2/3的战略村，南方人民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到20余万人，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利态势。宣告了美军及南越政府军“特种战争”失败。

1963年12月，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越南共产党三届九中全会在河内举行，会议确定南方当前的最大任务是迅速壮大解放武装力量，确立军事斗争的头等地位。会议后北方加大了对南方革命的各方面援助，南方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高潮。越共自下而上逐级建立起许多新部队，主力部队建制由营提高到了团，战斗能力大大增强。针对美军舰载战机对越南北方的“报复性轰炸”，越南北方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在胡志明思想的指导下，从城市到农村，无论是工人、农民还是青年、妇女在整个越南北方，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群众性的“三准备”运动，即随时准备参军，随时准备战斗，随时准备到任何地方去战胜任何敌人的运动。工人们“一手拿锤，一手拿枪”，农民们“一手扶犁，一手拿枪”，青年学生们“一边学习，一边准备战斗”。妇女们开展“三承担”运动，自愿承担繁重的工作，支援前线，民兵们日夜巡逻，活捉跳伞的美国士兵。煤矿工人发扬“自力更生、敢闯难关、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战胜一切困难。在战火的威胁下，他们不仅是生产战线上的能手，也是坚守祖国边疆的战士；交通战线的职工分秒必争，避过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保障运输任务的完成；虽然在1969年9月胡志明逝世后越南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当中，但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把马列主义与越南的实际结合起来，继承胡伯伯的遗志，全民皆兵、解放南方、保卫北方，最终在1975年实现祖国统一。

五、越南南北统一后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75年至今）

（一）南北统一后到革新前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75年～1986年）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南方解放，实现了越南南北统一，越南劳动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北方，经过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到1974年几乎所有的初级合作社都转为高级合作社，97.3%的农户都参加了高级社，社的规模调整到拥有200公顷土地，800个劳动力，古小松：《越南的经济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以压倒性的比重占了工业产值的97.7%，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微不足道，仅占工业产值2.3%的比重。北方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抗美战争初期社员的生产热情很高，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到1959年，北方的粮食产量达519.3万吨，人均稻谷产量达334公斤，北越成为当时东南亚稻谷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的地区。梁志明等：《当代越南经济革新与发展》，鹭江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再加上当时越南还得到了中国、苏联和一些国家的援助，因此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被暂时掩盖，没有暴露出来。1975年统一后，外国减少或停止对越南的援助，合作社内部的问题被暴露出来，首要的就是粮食不能自给。在南方，统一后强行推广北方模式，希望在5年内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消除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以改造成社会主义。到1980年，南方90%以上的私人企业被没收或者合并，87%的农户和78%的土地被强行集体化，约1/3的城市人口被赶到条件十分恶劣的“新经济区”。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在解放前，南方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程度也比北方高，因而在南方强行推行北方模式并不合适，在南方进行的合作社和生产集团解体，合作化失败，原本比较繁华的南方变得衰败凋零，数以百万计的难民逃往国外，流落他乡。这种不顾自身实际，简单照搬苏联模式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上高度统一”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胡志明选集》（第3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222页。不仅在越南战争结束后暴露出其弊端，而且引起了越南社会危机，直到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提出“革新”，越南社会才慢慢走出这种危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此时期的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主要表现为：为摆脱社会经济危机，越南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的激烈争论中，对马列主义的重新认识和再教育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的思维革新运动。

在1979年，越南经济陷入危机之时，越南邀请苏联专家为100多名中高级干部接受培训，讲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希望能够挽狂澜于不倒，使越南经济走出水深火热的危机。1982年又召集专家成立顾问小组重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以及在越南的运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越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分期，分析社会经济中的恐慌等，以此对多年来党员、干部队伍中形成的对社会主义的落后认识进行教育。尤其是在1986年越南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本着“敢于面对事实，说明一切事实”的精神，分析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主观、唯意志弊端”等错误，总结了越南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经验教训：必须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必须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必须把民族力量和时代力量相结合起来；必须进行党的建设，使党与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的政治任务相协调。这次会议不仅吹响了越南社会革新的号角，同时运用马列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进行的一次思想革新的教育。借此机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思想教育运动，号召越南共产党和越南人民进行思维革新。

当然在经济建设全面开展过程中，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也出现了偏离。当经济陷入危机之时，当时的许多越南人民，甚至是大多数越南人民都倾向于不突破樊篱，而寄希望于思想教育这样的方法。要求党员要首先示范，人民和干部要忍受艰苦、克服困难这样的方法固然值得提倡，但让党员干部到农村去种木薯、红薯等并不合理。尤其是1980年11月18日的306号总理指示，全国的单位企业都要轮流到农村去，向合作社借地进行耕作。干部人员不得不去到四、五十公里之外的偏远地区。路途遥远，油钱、路上的食宿花费比创造出的价值还多，从拿着熟悉的笔到拿起不熟悉犁头和锄头，干部们因为不知道种植技术，最后白白花费了时间、金钱和力气而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虽然党员干部得到了一定的教育和锻炼，但是花费的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也很差，既劳民又伤财，这是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在实践中的一次偏离。

（二）革新至今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1986年至今）

1986年的越共六大不仅吹响了越南革新的号角，也把越南从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拉了出来，走上了革新的道路，伴随着越南社会主义建设32年的发展，越南马列主义理论教育也不断发展进步，走上了一条全新发展的道路。

1．结合越南共产党自身建设开展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

越共六大分析了经济建设十年间之所以出现严重错误，主要是因为党在领导和管理中犯了“主观、唯意志病”，所以革新首先从越南共产党自身的革新开始，从经济思维、党的组织、干部队伍、领导和工作作风等各方面的革新着手，扫除党在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管理等方面落后和陈旧的思想观念。为此需要通过对党组织和党员清理整顿，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需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马列主义世界观和胡志明的思想、道德和风格在社会精神生活中保持领导地位。

越共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革新和整顿党的决议》，成为革新时期越共党建工作的新起点。随着苏联解体，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避免党内自身出乱子，越共在1992年3～4月、1995年、1999年5月19日至2001年5月19日，以及越共九大以后多次进行了整党运动。运动重新审查、复查各级党员的资格，重新确定各级党组织的作用，解决了一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道德败坏、贪污受贿、生活腐化堕落等，在思想、政治、道德和生活方式上的腐败问题，尤其是越共在八届六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当前党建工作若干基本和急迫问题的决议》规定，从1999年5月19日至2001年5月19日，在全党开展为期两年的整风运动。运动通过自上而下、领导自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是越共建党70年来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反响极大的一次全面整党运动。

与此同时，还加强了以胡志明为榜样的道德作风教育，开展从中央到基层的党内和政府机关、群众团体以及每个家庭内，进行思想道德与生活方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强化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高尚的思想道德风貌。各报刊也通过开辟《党的建设和整顿运动》专栏来报道运动的进展情况，并刊登胡志明早年有关整党和干部道德作风修养的文章。此外还组织开展了中央到基层组织的政治学习教育；通过多次整党运动，党的建设和整顿运动取得了初步成效，既加强了党组织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又净化了党员队伍，提高了党员思想道德水平。所以九大以后，越共继续开展党的建设和整顿运动，并提出“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每一级党委、每个支部要有计划地、定期检讨有关胡志明关于提高革命道德，反对个人主义的遗嘱的落实情况”。《越南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世界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强调要在全党、全国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以胡志明主席为榜样的教育，努力提高全党、全军、全民的思想理论水平。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也明确指出“要革新党内政治理论教育工作，尤其是对各级主要干部队伍的教育。把‘学习和践行胡志明道德榜样’变为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经常性任务”。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3页。

2．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马列主义信仰教育

早在1988年初，受当时东欧各国社会动荡的影响，越南社会也冒出一些自由人士，他们打着重新评价历史的幌子，对越南选择社会主义提出质疑；尤其是在东欧剧变后，越南受到的震动相当之大，不仅一般民众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动摇、甚至一些党员干部也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怀疑、动摇甚至否定的态度，一时间越南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攻击越南共产党的各种论调和认识。面对这种情况，越南共产党对各种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论调给予有力的回击，在1991年6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越共总书记阮文灵作了《继续让革新事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其中认为越南近代勤王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各项救国运动都以失败告终，对于越南来说，没有其他道路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民族独立和自由、幸福。而在越南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民族革命虽然异常艰苦，但是英勇不屈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忘我战斗，取得了胜利。“没有任何理由，现在又转向与已选择的目标相反的道路。也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退回’已经历史地都过来的人民民主革命阶段。”《越南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越南事实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越共七大报告还正式提出了胡志明思想，以解决人们心中的迷雾，也对平息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质疑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调起到了很大作用。除此之外，越南共产党还对为什么会出现人们信心动摇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还注重加强舆论宣传工作，在苏东国家发生问题之时没有及时地给群众理论上的澄清，对于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煽动造谣没有及时给予批驳。为此七大以后，从舆论宣传渠道大量阐述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澄清对社会主义的糊涂认识，批评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看法，批判反对马列主义的言论”周新城主编：《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页。，专门成立越南共产党中央理论委员会，全面总结革新事业的经验教训，集中研究革新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把事实出版社、理论信息出版社、思想文化出版社、法理出版社合并成国家政治出版社1992年由事实出版社、理论信息出版社、思想文化出版社、法理出版社合并成国家政治出版社，目前该出版社名为：国家政治事实出版社。，综合力量，拨出专款出版马恩全集，再版胡志明全集，同时还编辑出版了《关于当代马列主义的若干问题》，并作为全国通用教材使用，引导干部系统学马列主义、胡志明思想；及时跟进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出版越文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纲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江泽民文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这些著作一律九折优惠，不仅鼓励越南人民了解自己国家的革新事业，而且也研究和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事业，通过这些措施引导人们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沿着健康、有益、向上的方向发展，坚定人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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