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历史进程

1917年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它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不仅唤醒西方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唤醒了东方的被压迫民族，这场在社会主义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由于十月革命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的北方邻国，因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一个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是正处在苦闷和黑暗中的中国人民看到新的出路和光明的前景，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合理的解答，更给了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苦斗的仁人志士关于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光辉历程。

一、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17年～1949年）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俄国十月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旧中国，强烈地震撼着当时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茫茫黑夜中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表现为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传播以及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1．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传播

首先在中国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把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带到中国的是李大钊，他从十月革命的伟大实践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税利武器，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李大钊是中国高举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是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指出十月革命的胜利乃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20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预言，十月革命所掀起的潮流，势不可挡。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载《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载《新青年》1918年11月15日。特别是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在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中国人较早接受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李大钊在北京的传播形成遥相呼应的是陈独秀在上海以极大的热情来研究、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宣传传播上形成“南陈北李”之格局。正是在他们的引领下，中国思想界出现了介绍社会主义的热潮。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翻译了三十多种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科学社会主义》《工钱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民族自决》《俄罗斯的新问题》《国家与革命》《劳农俄国的建设事业》。还有部分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也有了中译本。北京、上海、武汉等地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诸多报刊：如《新青年》《共产党月刊》《劳动界》《劳动音》《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这些报刊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时的翻译出版书籍、办报刊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宣传提供了广阔天地。

2．先进知识分子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国最初的教育、宣传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各种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激烈的较量与论战，最集中的表现为三次论战：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和无政府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打败了其他各种社会思潮，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觉醒，成为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论战他们的理论水平不仅有了很大提高，而且对工农群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改造社会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论战不仅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打下了思想基础，也为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创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始终贯穿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各条战线，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随着这些斗争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人心，成为推动这些斗争的巨大精神动力。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结合工农运动和军事实践来展开。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始终把领导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办工会农会讲习班便是促进工人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很好形式。从1922年1月到1927年3月几年间各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这反映了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和斗争力量的不断增强，同时党员不断深入工人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宣传工作，帮助工人成立工会组织，加强对工人的统一领导。如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且在其他城市设立分部，任务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把工人团结和组织起来，投入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出现在浙江，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沈玄庐在家乡浙江省萧山县（今萧山区）衙前村成立了农民协会，在农民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鼓动工作，启发农民的觉悟；1922年6、7月，共产党员彭湃在广东海丰县、陆丰县（今陆丰市）、惠阳县（今惠阳区）先后建立农民协会，从事农民思想教育，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唤起农民的思想觉悟和革命精神，在他的领导教育下，海陆丰地区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农民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之后，为了适应农村革命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农民运动人才，改组后的国民党农民部在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在广州办了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中第六期最为著名，学员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后，又在武昌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各界领导人和授课教员均为中共党员，其中彭湃、毛泽东、阮啸仙、谭植棠分别任过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陈延年、张太雷、邓中夏、林祖涵等为农讲所的学员作过报告；农讲所的学员们毕业后都被派往全国各地的农村，领导农民革命，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骨干，为中国农民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工会、农会、农讲所，工农群众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

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深入工人群众，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除了通过工会、农会、农讲所等途径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外，还通过开办各种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李立三、刘少奇等到江西安源办夜校，建立党团组织，成立安源潞矿工人俱乐部；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等开办的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李启汉、李中等开办的上海小沙渡纱厂工人半日学校；毛泽东、何叔衡等开办的长沙第一师范工人夜校等。这些优秀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教书识字，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先进的思想理论，向他们讲解为什么会吃苦，为什么要团结起来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斗争，工人们通过在校学习，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使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中，就已开始注意如何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他在家乡湖南韶山不仅领导了农民运动，而且还开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教学内容广泛，除了识字珠算，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在此启蒙教育下，农民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一批积极分子从中脱颖而出，成长为中共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在各类学校中最值得一提的是黄埔军校，它是在孙中山总结中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发展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周恩来、聂荣臻、项英、陈毅、叶剑英等到校担任政治军官。尤其是周恩来在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积极探索党在军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增加课堂政治理论教学、组织政治演讲、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和出版刊物；制定《政治部服务细则》《思想政治教育计划》等规章制度；建立学生社团“火星社”由于共产党员人数比较少，且处于秘密活动状态，不便直接开展工作，1924年12月，由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李劳工等发起，成立了火星社，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和团结革命军人的纽带，参加者主要是黄埔军校第二、三期的学生，约100人，这是学校的第一个学生社团。；成立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称“青军会”）为了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更加深入地灌输到革命军人中去，1925年2月，成立了以共产党为骨干，以黄埔军校为基地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一个公开的、全军性的组织，创办了《中国军人》《青年军人》等刊物，积极开展对外宣传联络，这些刊物在其存在的一年多里，大量宣传了国民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青年军人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同各界群众的联系，扩大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影响。；建立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开创了党在军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先河，这也是党在军队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开端。

第一次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无军队、无政权，但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党的纲领和决议，把对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作为中心任务，不仅提高了工人的思想政治觉悟，更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不仅集合了自己的阶级队伍，也推动中国工人运动不断发展。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是全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在工人运动准备阶段，党员们深入工人群众中与他们打成一片，用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自觉行动起来同资本家积极斗争。中共四大以后，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迅速发展，出现了当时罢工时间最长的省港大罢工等罢工风潮，工人群众革命热情高涨，尤其是到了北伐战争时期，周恩来亲自深入群众中做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举办起义训练班，培养起义骨干，在第一现场监督观察，宣传教育。这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极大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促使工人运动出现新的高潮。在这一时期，党就是运用以上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独立领导革命武装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不断具体化、中国化。

1．人民军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创建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赣南四整、三湾改编以及井冈山斗争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阶段。人民军队初创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军队的政治工作表现出来的，在军队内外整顿思想、纪律、组织、队伍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创了军队内部民主制度；古田会议创造性地解决了如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思想上）的问题，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总结了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10种材料和18种方法，把军队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从思想上、政治上加强了党和军队的建设。《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党的独创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体系的创立，从理论到实践奠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2．党内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这一时期党内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指：战略转移和红军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相互斗争。红军战略转移过程中王明等人的“左”倾错误曾一度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陷于严重的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之中，在政治工作中，把共产主义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绝对化，不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惩办主义陷害党的干部，给党造成很大损失；对待知识分子搞成分论，排挤和打击知识分子，给部队和根据地建设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几乎让革命处于绝境，最终使得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途中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为了解决战略转移和长征中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在进行军事教育的同时特别加强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教育，全面认识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特别是1935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与王明的错误思想展开了坚决的斗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科学地总结建党以来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统一了党和革命队伍的思想。

3．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

红军到达陕北后，为了完成抗日战争这个伟大艰巨的任务，迫切需要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历史经验，彻底肃清主观主义的流毒和影响，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于1937年7月和8月分别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进行演说。《实践论》论述了在实践基础上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唯理论和经验论的错误，《实践论》深刻地论述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解决了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它用科学的认识论武装了中国共产党，教育全党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为延安整风运动作了理论准备，为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矛盾论》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阐述了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哲学高度总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作了总结，进一步从思想理论上清算了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为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主要围绕抗日这一中心工作通过深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全面抗战路线、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提高理论水平，要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自上而下一直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02页。之后全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通过延安马列学院对党员干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卓著。

4．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修养教育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都特别重视革命青年和共产党员的个人修养问题。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主要批评了自由主义的倾向，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几种修养：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坚持正确的原则，同错误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关心党和群众，关心他人等。张闻天也较早论述了革命青年的修养问题，他在报告《论青年的修养》提到青年要有坚定的高尚的理想；要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要学习实现理想的办法；要同群众一起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论接人待物问题》的讲演中提到青年要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对人态度好，每个党员都要从党性的高度来提高自己做人的素质。刘少奇也非常重视青年和党员的修养问题，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到共产党员要具备八种修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运用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陈云的演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非常有名，他在演讲中对党员提出了六个要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做群众的模范。此外陈云还全面地论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个人修养问题“面子问题”。他说：“……把面子丢开，讲真理，怎样对于老百姓有利，怎样对于革命有利，就怎么办……如果一切从自己的面子的角度出发，讨论问题、看问题掺杂个人得失在里面，立场不正，就不会看得很清楚，不会讲真理，结果一定害人害己。”《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页。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著作、文章作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修养教育的名篇，在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使人们接受了一场思想上的马列主义修养洗礼。正因为我们党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始终注重从思想上建党，注重党员修养、党性修养，把占党员队伍大多数的出身于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来自非劳动者阶层的革命分子，在斗争实践中教育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和坚定的党员干部，解决了保持党员先进性的途径问题，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结合解放区农民土地改革，恢复生产、支援前线，国统区发动爱国民主运动，加强党内教育，军队加强毛泽东军事思想教育，迎接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教育展开。在解放区农民土地改革中，为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阶级观教育，为激发农民斗志，支援前线，进行诉苦教育；在国统区“加强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斗争的领导，加强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8页。。党内通过“三查”“三整”的整党运动解决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以及官僚主义问题。军队重点学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及运动战的作战指导原则。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世界观观察和解决问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如在华北成立马列学院，确定12种马列主义著作为干部必读读本，同时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新中国的性质、任务、前途以及各阶级的地位，进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教育。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年～1956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了我国历史的新纪元。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这七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三反”“五反”等巩固新生政权的伟大斗争，通过三大改造有步骤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正是围绕这些中心工作，展开了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1．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风教育

为了克服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不纯问题，尤其是领导干部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其中要求全党整风任务应在1950年冬季完成，而正在进行土改的新解放区，则应在1950年夏秋两季首先完成任务。整风运动自上而下，有计划地进行；运动的重点对象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首先，进行思想动员，明确整风的目的、意义和要求。其次，学习指定的文件。再次，密切结合各项工作任务进行检查，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整风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最后，进行整风总结，研究改进工作作风的办法。为了使整风运动获得较好效果，中共中央于1950年4月作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动员社会舆论帮助整风工作，巩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整风运动后，又决定进行党的基层组织的整顿，准备用一年时间进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正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向全党指出的那样，要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侵袭，反对贪图享受，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同时由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以及有关制度的不完善，在党政军机关、人民团体和经济部门中出现了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现象。这不仅给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也严重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了少数干部，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中共中央于12月1日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央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教育。“三反”“五反”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异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保持了旺盛的革命斗志，增强了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抵抗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2．对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改造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我们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知识分子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当时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知识分子学习热情也很高，他们要求了解新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们大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长期受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在思想上难免留下旧社会的烙印。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其中，比较集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是1951年9月下旬在北京、天津的高等学校教师中首先出现的。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为发起者，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向两市高校教师学习会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并指出这次运动的目的，主要是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此后运动由教育界逐步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1952年秋基本结束。此项运动总的来说适应了知识分子重新学习的要求，也适应了国家的需要，清除了残存在知识分子中间的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

3．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学习

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是党的许多领导人和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正式向全国出版发行，随后第2卷、第3卷问世。《毛泽东选集》的正式出版，把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推向了高潮。195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发出通知，指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是学习党的历史的基本教材，号召全体人民学习毛泽东著作。随后几年里，全国和地方的报纸杂志对《毛泽东》重要篇目进行刊载，有关毛泽东的著作、生平思想等研究的书籍不断出版发行。这次学习规模大，持续时间久、人员广泛而且积极性比较高，通过这一时期对《毛泽东选集》的学习和研究，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大大提高了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

4．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了理论教育始于建国伊始。1949年12月，全国教育工作召开，教育部长马叙伦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钱俊瑞副部长阐明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这次会议对当时教育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起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之后各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理论课，“用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用马列主义观点和方法，代替国民党反动统治时充满唯心论、机械论，以及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反动课程的重大措施”。“认真实施文法学院的新课程”，载《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4日。改造旧大学，建设新型的人民大学。各高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课时数，以及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也不断完善，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主渠道，并且逐步规范化、制度化。

5．共青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群众组织，是青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十分重视对广大青年实行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49年初，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就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教育自己的团员和青年群众，同时应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组织广大青年群众积极地参加我党和人民民主政府所号召的各项运动。”郭晓平：《中国共青团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7页。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响应毛泽东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和工作好的号召的“三好”教育让青年树立坚定的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培养青年共产主义道德，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推翻了反动政权的统治、提高政治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人们精神振奋，不但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劳动和工作，而且以新的风格待人处事。拥护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是人们共同的心声；团结友爱，尊老爱幼，一方有难，大家相助，蔚然成风；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成了人们自觉的行动；人们爱国家，爱人民，爱劳动，比贡献，鄙视那种好逸恶劳、贪图享受、损人利己、不讲公德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种空前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当然，这一时期人们思想觉悟的迅速提高，是同革命刚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亲身感受到新旧中国的鲜明对照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的。当时，社会各方面发展得比较顺利，社会中存在的矛盾还没有充分展开和暴露，因此，人们的思想认识还是比较浅显的。人们良好的精神状态，包含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时期的激情。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效果相对较好。

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56年～1966年）

从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我国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的主导方面是正确的，奠定了社会主义发展赖以进行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新的成就。但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开始陷入了“左”倾错误，政治上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经济上出现了“大跃进”的失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受到了一些冲击，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方向的偏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教育也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1．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教育

随着国内敌我矛盾的基本解决，受国际局势和三大改造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影响，人民内部矛盾逐渐凸显，而一些党员干部却把凸显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阶级矛盾，采取镇压的方式来处理。基于此，毛泽东在1957年2月的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报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点，全面分析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特别强调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敌我矛盾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方法和目的，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在报告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教育体现在政治生活上，是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教育方针；在经济生活上，是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是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教育中，是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矛盾学说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巩固社会主义新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

2．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教育

受毛泽东“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思想的影响，1958年由上海的三位工人自发学习哲学逐渐发展成工农兵学哲学，全民学哲学的热潮。1960年团中央书记处号召广大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清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1961年刘少奇在党成立40周年的大会上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际工作。1964年党中央还专门指定书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在实际工作中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66年～1976年）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思潮，宣扬唯心史观、个人崇拜；鼓吹突出政治；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大搞形式主义和假大空；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受到严重挫折，不管是指导思想还是原则方法抑或内容都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被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替代。强调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被政治教育—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完全掩盖，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上，用“大批判开路”，无限上纲，开展“查、批、斗”以至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它所批判的所谓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和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它以荒谬的原则和标准，在党内和人民内部人为地划分阶级，提出“走资派”这个错误概念，搞乱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它根本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荒唐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违背了科学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原则；它把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大肆鼓吹平均主义等。实质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宣扬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共产主义的理想差之千里，其结果只能是造成思想的大混乱。

尽管如此，周恩来、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斗争，他们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竭力纠正“文革”的错误，尤其是从思想上纠正“文革”的错误。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特别强调党的高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会辨识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更要批判历史唯心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针对极“左”思潮、派性之争、无政府主义等问题，通过整顿组织，反对派性，恢复和发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优良传统，尤其针对林彪、“四人帮”之流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这一点展开了批评，还原了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五、拨乱反正和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76年至今）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社会动乱，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粉碎“四人帮”后，由于“两个凡是”错误的影响，党的工作经历了两年徘徊，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进入一个全新的复兴发展时期。至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终走出僵化停滞时期，开始进入复兴发展的新阶段，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78年～199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开始全面纠正“文革”以及之前的“左”倾错误，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工作的徘徊局面，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主要是围绕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而进行的。

1．思想解放

粉碎“四人帮”之后，为了从根本上清除“文化大革命”给人们思想上造成的混乱，解除由于华国锋推行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对人们思想的禁锢，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理论上进行反对和不同程度的批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页。与此同时，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接着《光明日报》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各大报社纷纷转载，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序幕，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彻底打碎了教条主义和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尖锐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全党、全国人民从多年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这次大讨论使全党、全国人民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成了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又一次规模空前和影响深远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既是关于党的思想路线的争论，又是关于人们思想禁锢的解放，更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的逻辑起点，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口号，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与政治路线，使人们的思想从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把党的工作重心彻底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号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得到了解放，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经济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这次会议标志着全党、全国人民开始重新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开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舆论环境。要真正完成拨乱反正，还必须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对“左”的错误彻底清算，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完整准确的评价，只有这样才能面向未来，才能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于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制定和讨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与作用的完整评价解放和统一了人们的思想，为今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明了方向。

2．关于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的宣传教育

经济改革在农村是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1978年安徽生产队的包干到户改革有了很大成效，在全国引起轰动。当时的农村，人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为此，党组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农民增产增收，大包干等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打消了一些人的顾虑，使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够顺利开展下去。此后，马克思理论教育围绕农村经济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进行宣传教育。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根据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思想教育。其中包括，城市是改革的重点，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等思想的教育。在对外开放的宣传教育上，注重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成立，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经济区的开放，长三角、珠三角、闽南三角洲经济特区的开辟进行宣传教育，特别注重逐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有层次有重点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宣传教育。这一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帮助人们在发展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放思想，促使人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澄清了一些错误认识，促进了农村、城市改革，推动了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为改革开放开了好头。

3．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力图正本清源，恢复过去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传统，在努力建设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加强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建设。所以，早在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把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十个工作要点之一，提出了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精神。它为今后一段时间的精神文明建设给出了方向性的指导。此后，根据其精神，对小学和高校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从1981年秋季开学起，全国各地小学普遍开设了思想品德课。这是对小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新的开端。为了使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教育部在认真总结、吸取30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教学大纲，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并开展新时期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科学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科学化。在加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还在全社会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和劳动者。1981年2月开始，全国广泛开展了“五讲四美三热爱”（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活动。并以此为中心，开展了“全民文明礼貌月”、学雷锋、义务劳动、卫生活动、青年服务队等活动。1982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军委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提出“四有”的目标和要求。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也提出我们全党和全社会的先进分子，一定要不断传播先进思想，在实际行动中发挥模范作用，带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党的十二大，还把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一个战略方针问题提到全党面前。报告阐明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为新时期思想道德建设规定了明确的战略地位、作用，指导思想和根本任务，有力地指导和推动思想道德建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83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提出“四有”对思想道德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理论上，把思想道德建设同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相结合；实践上，明确了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要求和目标。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当时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通过了第一个专题论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其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培养人的素质的高度出发，规定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肯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重申要继续贯彻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按“四有”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精神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之一；指出精神文明建设要努力形成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价值观念、文化条件和社会环境，克服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和保守习气，抵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振奋起全国各族人民献身于现代化事业的巨大热情和创造精神。正是在党的一系列理论的指导下，学习雷锋活动又逐步开展起来，雷锋精神重放光芒，雷锋精神已经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发扬人与人之间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象征。雷锋精神已不仅见于一些先进人物的行动，而且日益广泛地变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行动。除了中央指导下颁布的各项决议和相关政策，理论界也积极进行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探索，强调在方法上要注意多样性，提出把德育和美育结合起来，增强其感染力和吸引力。

这一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于从更为内在与根本的层面看到当时社会思想道德状况处于一个矛盾冲突、反思探索的状态。可以想象，人们刚从“文革”的余悸中惊醒，却又面临着社会内部结构的改革与转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观念又尚未形成，人们的思想中出现一些苦闷和彷徨，急需思想航标和价值规范。因此，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及时地树立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道德风尚，引导社会新风尚。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在贯彻六中全会决议及其他相关文件过程中，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

4．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从党的“十二大”到“十三大”，整个国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事物的发展总是在与各种矛盾斗争中前进的，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甚至发生过失误和挫折，出现暂时困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思想领域，尽管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在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文革”“左”倾错误的基础上，针对思想领域出现的“右”倾错误，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但是由于出现了“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并没有切实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剧变的情况下，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在国际大气候的影响下，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在各个领域，尤其是思想领域制造混乱，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和一些怀疑和动摇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产生较大的影响。针对这一现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根据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团结绝大多数的方针，不搞政治运动。正面教育特别强化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认为“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强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得到遏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1992年～2000年）

为了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党和国家总结经验教训，在我国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相应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思路和新内容。

1．第二次解放思想教育

解放思想教育发轫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此次解放思想教育主要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思想上的困惑。这一时期的国内外动荡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震撼，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充满了警惕，出现了多引进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等“左”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改革开放的步伐，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能否抓住历史机遇的问题。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围绕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展开思想解放教育，广泛宣传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着重展开姓“资”姓“社”，“左”“右”之争等问题的教育宣传，特别强调特区姓“社”不姓“资”，“‘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宣传教育，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使人们不再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讨论，在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的基础上继续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

2．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学习与教育

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学习与教育起始于1989年，江泽民在新中国成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第一次提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的讲话。尤其是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确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之后，邓小平理论的宣传、学习与教育就成为党在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号召全党“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特别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教育人民群众遵循市场规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建功立业。

3．关于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教育

市场经济带来了公平的竞争、创新的意识、开拓的精神、效益的观念等。这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社会上树立了许多新观念，恢复了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了的好思想和好作风。同时，“市场”有它的缺陷和消极方面，如容易诱发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这些不健康的思想腐蚀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使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陷入自私自利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泥坑，使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淡化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最终损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针对“市场”的缺陷和消极方面，党和国家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十分重视，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要抵御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论述了精神文明建设，要求坚持两手抓，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对精神文明建设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根据1996年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精神，展开以下内容的教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干部和人民，教育干部群众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正确认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把思想道德教育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强调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教育，把为人民服务作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反对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等错误人生观、价值观；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法轮功”伪科学的教育。正是在这种教育思想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中先后出现了像孔繁森、李国安、徐虎、李素丽等无私奉献的模范人物，产生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等。1997年党的十五大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又增加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教育内容。教育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明确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主要内容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教育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4．干部的党性党风教育

党员干部是群众的带头人，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一言一行影响着普通群众的思想素质、一言一行。要在全社会倡导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首先要党员干部起带头作用。1995年11月8日，江泽民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全国都要这样做，北京市更要起带头作用。”1995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文章。1996年，党中央决定在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逐步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为期3年。这次教育活动发扬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式，使全党同志，尤其使领导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党性党风教育。这是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有效进行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次创造性探索。

（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

从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中提出的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开始，经过十多年的实践的探索和总结；2000年2月，江泽民在参加广东省高州市“三讲”教育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党应当“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观点；2月24日，江泽民在广州市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贯彻要求和伟大意义；2002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2000年2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全国从中央到基层，从《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的出版发行到印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了有计划、有步骤的宣传、学习与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及宣传与学习便是一次生动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2．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开展党员先进性以及党的纯洁性教育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一直面临着新的任务。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党的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是通过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纯洁性教育凸显出来。党的执政能力教育首先通过几个重要决议的学习展开。1994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把党建设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作为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些决议和报告内容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教育的指导依据。据此，党的执政能力教育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深刻内涵、基本原则、根本目标和主要任务等重大问题作为重点内容；强调要提高党在驾驭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等五个方面的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教育抓住了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抓住了进一步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这个根本问题，体现了党审时度势、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执政为民、造福人民的责任意识，取得良好的效果。党员先进性教育主要通过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展开。根据2004年11月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从2005年1月至2006年6月，在全党7000多万名党员中分三批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通过这次活动，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基层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提高，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点问题，以及影响改革发展稳定的一些主要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集中教育活动结束后，及时制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机制文件，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了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和制度成果。开展集中教育，保持党的先进性，加强基础建设，党的建设的主线更加明确。党的纯洁性教育，按照2012年党的十八大指出的：“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据此来展开党的纯洁性教育；把党的纯洁性教育作为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之后，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把党的执政能力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党的纯洁性教育综合起来开展。教育内容中强调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把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教育、先进性和纯洁性教育作为教育主线，把坚定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3．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理论教育

在进行党的执政能力教育、党员先进性教育和党的纯洁性教育的同时，为了使党适应新世纪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又提出了进行学习型政党教育，学习型政党教育与学习型政党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高峰会议”上提出了“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对此，曾庆红同志指出：要“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创建学习型政党”。2004年9月19日，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的理论和业务学习，带动全党的学习，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2009年9月18日，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科学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认真总结了60年执政的宝贵经验，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与总体布局，对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作出了战略部署，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科学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把“建设学习型政党作为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提到了全党面前，要求全党上下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抓紧抓好。经过这些讲话和决定的阐释，全党开始着力进行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理论教育。

4．科学发展观教育

2003年7月28日，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理念。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之后，根据党的十七大报告精神，重点进行科学发展观教育，特别阐释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等重要思想。该教育活动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科学发展观教育指明了科学发展是未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5．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召开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主要包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祖国统一、外交工作等，从严管党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展开了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教育。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后，围绕新时代、新目标、新矛盾、新要求展开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通过这些教育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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